作者/蒙嘉怡

如果有得选，外卖骑手愿意买社保吗？

骑手王然，给了一个否定答案。这位39岁的单亲父亲背负着三重压力：年迈父母的医药费、高中女儿的学费，以及自己在大城市的生存成本。“基本每个月一发工资，我就会得钱转回去，父母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剩下的钱将将够我生存，哪里还有闲钱去交社保呢？”

交社保是为以后考虑，但在王然这个阶段，能顾好眼下就不错了。

王然的困境折射出骑手群体的集体焦虑，当“手停口停”成为生存常态，社保往往成为最先被舍弃的选项。北京大学学者的一项调研显示，仅10%骑手接受现行社保标准，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近四成仅愿承担月收入5%以下的费用。

从各家外卖平台的实践来看，给外卖骑手这一灵活就业群体上社保，也分为“全职派”和“灵活派”两种模式。

比如京东将1万名外卖骑手变为全职，为他们兜底“五险一金”，但与之对应骑手多了单量、工时等考核任务，并且这一保障尚未将规模庞大的兼职骑手纳入在内；美团则是通过50%参保补贴形式鼓励骑手上养老保险，虽然保障深度不如五险一金，但却能覆盖到百万骑手，也未设置任何时长、单量限制。

两种保障模式各有利弊，既是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提升，也是用工平台基于现实的选择，不宜用“完美主义”过多审视和苛责。

但这背后，也体现出不同的改革思路：是让少数人有完整福利，还是让更多人获得基本保障？

这个问题很难有标准答案，它不单是一两家企业要面临的问题，而是一个要全社会参与的公共政策议题。尤其是面对超过1000万规模外卖骑手群体，还要兼顾劳动保障和稳定就业时，这个解决思路就更加重要。

灵活就业社保的三重矛盾

交社保本意是件好事，但推广并不简单，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现实考量。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二分法与三分法的区别。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框架是由“劳动法—民法”构成的“劳动二分法”，以“全有或全无”作为划分标准。简单说，和企业签了劳动合同的就是“从属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的就是“独立劳动”。像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灵活就业人员，在二分法中很难界定。

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即56号文），首次提出了“三分法”，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多个新业态就业群体，乃至灵活就业群体，都属于此框架。但对于如何具体实行落地，目前仍没有明确制度规定。

其次，企业也是需要考虑成本的，“五险一金”保障力度大，但企业承担的成本并不少。2025年1月，新华社报道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人。截至2023年，饿了么公布活跃骑手数量超过400万，美团骑手数量745万。

一家公司负担百万人的社保，不是一个小数字。目前各省社保缴纳基数下限在4000元到7000元之间，以中间值5500元为基数计算，企业承担的缴费比例约为27%，那么企业给每个骑手每月最低缴纳的社保费用约为1500元。

以此计算，一年下来，美团要给活跃骑手支付上千亿的社保费用，饿了么要给骑手支付720亿的社保费，全由企业承担成本，这并不现实。

事实上，美国加州、西班牙、新加坡曾推行法案，将外卖骑手、Uber司机等变为“二分法”下全职劳动者，要求企业缴纳社保。然而，法案真正实施后，却导致岗位减少、企业退出，甚至很多灵活就业者因此失业：英国外卖公司“户户送”宣布将退出西班牙；Glovo公司裁员上万人；多家网约车平台先后宣布涨价，将费用转嫁至消费者。

显然，对于灵活用工实际权益保障还需要不断探索，“一刀切”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在骑手眼中，现行的社保模式对他们是一种负担。一是眼前的现金收入非常重要。众包骑手彭畅，18岁开始就进工厂打工了，今年已经三十多岁，近20年的从业时间，只交过18个月的社保。“大家非常看重现钱，要分一部分现金交社保，很多人都不愿意。” ——当每个月都要为房租、孩子、父母发愁时，哪有余力考虑养老问题？

二是很多骑手只是把送外卖当作临时工作或是兼职。北京大学国发院学者的一项调研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骑手在平台上工作不到半年，近一半的骑手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在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就业形态下，加上社保转移的复杂手续，不少人干脆选择不参保。

可以说，骑手们需要的不是“理想化”方案，而是低门槛、高自由、精准保障的“接地气”设计。美团的试点补贴方案就是尝试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

用“普惠补贴”破解结构性矛盾

美团本次试点方案为：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从具体的细则来看，这是一份实在的方案。

首先，参保的门槛足够低。一是交的钱少，行业研究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美团设置了基准补贴，将参保门槛降低在“500元心理线”。

以试点地区为例。泉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433元，按缴费比例20%计算金额为886.6元，骑手可获得443.3元的美团现金补贴。南通市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879元，缴费金额为975.8元，骑手可获得487.9元的美团现金补贴。

其次，是灵活性强，对参保骑手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不因骑手的熟练度、工作年限而有所区别。这也减轻了骑手因缴纳社保影响工作自由度的顾虑，并不会因为享受补贴而失去原有的自由度，仍然可以自由决定跑单数量和时长。

再次，是更大范围地覆盖了有需求的骑手。美团对于参保人员资格的基准线，并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用工身份做区分，而是以骑手收入作为基准线，“过往6个月有3个月达到灵活就业社保缴纳基数”原则，既保证了工作的灵活本质，又降低了准入门槛。

换个角度看，这一标准其实在做加法，让尽可能多的人纳入保障范围圈内。真正依赖外卖赚钱的骑手，无论全职还是兼职，想要达到每月收入5000左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过去6个月内，符合3个月即可，留足了空间。

更具人性化的一点是，骑手还可以自由选择在户籍所在地，或者在工作的地方参保。这种设计，能让那些“在城市打工，回老家养老”的骑手再也不用为社保转移发愁。

总的来看，这是一种让绝大多数骑手都有选择，还能提高他们参保意愿的方案。因为美团做的是加法，骑手按照原先的节奏正常跑单，大概率就能自动获得一份参保补贴，不用牺牲“想下线就下线”的灵活自由，也无需拼命跑到前列获取参保资格。

而且，有博主测算，按照此方案推行，同样投入下，覆盖人数是传统五险一金的3.63倍，美团这一措施照顾到了更多骑手对工作自由的意愿和享有保障的切实需要，具有普惠性，也为其他灵活就业群体提供了一个模式借鉴。

从工伤到养老：分层推进的“兜底式保障”

社保，常被概括为“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但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最迫切和最现实的事情，可能不是配齐社保，而是先加入进来，能有基本的社保兜底。有调研显示，骑手们最关注的社保种类，排在第一位的是职业工伤，其次是养老保险。

对骑手来说，最大的痛点就在工伤保险。

骑手们每天穿梭于城市车流中，交通事故发生率远高于普通职业。但外卖骑手想要参与工伤保险既难认定送餐途中的事故责任，也无法适应骑手跨平台、跨地区的工作特点。

这一困局正在被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打破。这项保险最大的特点是普惠、按单交费，适应了像骑手这样的灵活就业群体高流动性显著的过渡性这样的特点。骑手每接一单，平台按6分钱的标准自动参保，无需骑手付费或操作，还会针对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骑手高频风险定制保障方案。

而且，新职伤的赔付过程也被最大程度地简单化。骑手受伤后，可通过骑手App一键申报，线上提交材料，医药费报销款等也将通过线上自动流转。新职伤的每一步流程推进和每一笔款项的流转，均可在线查看，过程完全可追溯。

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之一，美团已试点两年多，这套机制已覆盖7省市600多万骑手，累计投入14亿元，接下来将在年内扩围至全国17个省市，未来将覆盖全国。

而目前，美团分层逐步推进的“职业伤害保障”“养老保险补贴”正在完善骑手的社会保障，解决最迫切的需求。

最后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突破2亿人，占劳动人口近四分之一。骑手只是最受社会关注的群体之一，而更多灵活就业者游离在传统社保体系的边缘，既渴望工作自由，又担忧“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风险。这种矛盾背后，是工业化时代社保制度与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碰撞。

美团给出的养老补贴方案，在两者之间撕开了一道口子：它不追求理想化的“全员全险”，而是从最迫切的工伤、养老需求切入，用企业补贴降低参保门槛，用灵活规则适配零工特征。这种务实的选择，既避开了“强制缴费”导致岗位流失的国际教训，又为2亿灵活就业者提供了安全感。这种“广覆盖、低标准、可持续”的思路，对家政、网约车司机等同样面临社保困境的群体极具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曾表示，“正因为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力成本低，平台经济才得以存活。一旦回归传统劳动关系，这种商业模式或难以为继。”

他建议，当前社保制度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自愿缴纳，并可选择险种。企业可出于社会责任，探索新的薪资机制，如通过补贴支持骑手缴社保，既保留三方关系的灵活性，也能解决骑手社保问题。

中国社保体系过去三十年，从“制度从无到有”到“覆盖从窄到广”，始终遵循“渐进式改革”逻辑。而今，面对灵活就业这一全球难题， 美团等企业主动实践为制度创新提供方案，虽然只是在外卖骑手群体推进，但也形成了可以参考的新思路。

或许，许多年后回望，人们会发现：2024年，在南通和泉州街头骑着电动车领到第一笔参保补贴的骑手，正是这场变革的起点。他们脚下的路，不仅通向一家老小的温饱，也通向一个更具弹性的社会保障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