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已经是最成功的“上市公司主播”，董宇辉最终还是选择了单飞。

7月25日晚，东方甄选在港交所公告称，董宇辉已决定不再担任公司雇员及公司一个合并联属实体的高级管理层，该离任乃由于董宇辉的职业抱负、对彼其他事业的投入及个人时间安排，并于当日生效。

从东方甄选的爆火，再到“与辉同行”的一别两宽，即便面对外界的诸多批判，作为新东方的大家长，俞敏洪始终选择把更多的压力放在自己身上，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厚道与初心。从最终的结果也能发现，新东方的前辈俞敏洪，和东方甄选的后辈董宇辉，都用了同样的坚持，守住了新东方一以贯之的“文气”与体面。创业三十年，要知道，俞敏洪捧出200多个企业家，尽管外面风声四起，但俞敏洪始终还是那位站在讲台上的，永远为学生考虑的老师。

一、董宇辉单飞，但为啥“贱卖”？

在诸多主播出走案例里，董宇辉与东方甄选的分手，可谓是结局最好的一批。

根据公告，与辉同行将会以7000多万的交易对价卖给董宇辉。这是由专业团队计算得来的结果。

这部分估值，并没有把董宇辉的个人IP价值计算在内。董宇辉在东方甄选，并非一个简单的员工、高管乃至合伙人。根据广东电商峰会论坛披露的数据，董宇辉去年的带货成绩超过5亿。

这同样获得了俞敏洪的肯定。他也在回应中说，“如果没有董宇辉引爆东方甄选，就没有东方甄选的迅速发展。”这不是一个老板对员工的心态，而是一个老师对学生，乃至家长对后辈才会有的心态。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与辉同行“太便宜了”？是的，或许从东方甄选的角度出发，这并不算一笔好生意，但如果从董宇辉个人的角度出发，意义就完全相反了。

首先，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的收入至少在3.58亿，一部分是此前说好的与辉同行一半的利润，大约在1.41亿，另外两部分是剩下50％的利润和7000多万的交易对价，这部分则是额外赠送。

跟一般直播机构或者MCN不同，董宇辉作为高管，是在港股上市公司体系之下的。换句话说，董宇辉乃至东方甄选的带货收入，最终利润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由东方甄选全体股东共同分享。

“出于对东方甄选大小股东利益的考虑，与辉同行7000多万元的股权购买款，将通过新东方与董宇辉的某种合作关系来进行支付，它会符合新东方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的所有规定，没有侵占到任何东方甄选的利益。”在股东大会上，俞敏洪如是说道。

换言之，如果把董宇辉的IP价值计算在内，按市场价格正常估值，董宇辉需要支付的对价，或许需要花费他带货以来的所有收入，对他而言并不划算。此外，即便作为高管的董宇辉离职，在没有任何股权的前提下，东方甄选其实没有义务为董宇辉付出任何金钱或者资产上的“分手费”。

但实际的情形是，购买与辉同行的所需的7658.55万元，东方甄选和老俞都买了单。

根据俞敏洪在“老俞闲话”公众号的推文，“为了向宇辉表示感谢，除了已经支付承诺的全部待遇，我已恳请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并取得同意，把与辉同行的全部净利润奖励给宇辉。同时，宇辉持有与辉同行所需的股权购买款，我也按符合上市公司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予以安排支付。为了确保与辉同行业务的正常运营，东方甄选经董事会同意将研发好的信息系统无偿交付与辉同行使用。”

这话的意味同样也十分明显，董宇辉购买公司的钱，同样由东方甄选支付，四舍五入基本等于白送。同样的，俞敏洪选择放弃半年净利润1.4亿的与辉同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在情理之中。

见多了一地鸡毛的公司分家和撕逼大戏，董宇辉和俞敏洪两个体面人的体面分手，纵观中国商业史，都是非常少见的。

从与辉同行的角度来说，在大部分利润属于董宇辉拿走的前提下，与辉同行的IP之于东方甄选，于估值而言并无过多增益。更重要的是，与辉同行是一个典型的直播MCN公司，如果置于东方甄选的体系内，于上市公司治理而言有害无利。

从东方甄选此前直播也能发现，无论是孙东旭对董宇辉的态度变化，还是小作文事件，东方甄选内部的矛盾通过直播间完整无疑展现在粉丝与竞对面前，这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因素。花钱买断，不仅对董宇辉好，对东方甄选更好。

退一万步讲，董宇辉作为高管在东方甄选的内部创业项目，俞敏洪不仅支持董宇辉“打包带走”并且由母公司出资，把项目买下来送给你。如果把俞敏洪放在一个老师的立场上，俞敏洪不仅把董宇辉“教”成了一个合格的新东方老师，更手把手教他如何创业，而在公司内部的创业难度，相比白手起家，容易了不是一星半点。

俞敏洪的过往经历，同样让他认识到，时代的馈赠是多么的宝贵和难得。现在，他用双赢的方式和董宇辉“分手”，等于是用行动给董宇辉送上了最后一份礼物。

俞敏洪也在用实际行动为董宇辉示范：当自己教出的学生“出师”，作为一个导师应该为学生做什么，无论是资产的赠送抑或是资源的支持，俞敏洪已经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

由此可见，不管是做教育还是做直播带货，俞敏洪的底色都没变，一直是那个时时刻刻都在为学生考虑的老师。

也正如创业黑马创始人牛文文所言，俞敏洪从来都是一个“靠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信任人才”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二、“软弱”俞敏洪捧出200多个企业家

某种程度上，这与俞敏洪选择投身直播电商赛道时的做法一脉相承——双减政策刚刚出台时，被迫卷入时代洪流的俞敏洪，便将退租教学点的8万套全新桌椅捐给乡村学校，亲手为其K12业务画上句号；直播电商再创业时，无论选择何种形式，东方甄选始终将目光放在了最广袤的乡村，做好助农直播的本分。

如果时间轴放得更长一些，从新东方走出了太多的企业家，俞敏洪在面对他们时，做出的选择几乎也与今天一模一样。

譬如在新东方创业初期，俞敏洪坚持各个板块只收15%的费用用作机构运转。但实际运行之后发现，至少需要35%才能 勉强“算得过账”。但因为当初的承诺，俞敏洪选择自己扛下这一切。

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家，俞敏洪在面对手下高管时，EGO（一般指自我，又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实际并不算强。在董事会建立初期，俞敏洪占股45%，王强和徐小平各占股10%。但在新东方上市命运未卜的时光里，合伙人的钱“冻结”在公司账上，徐小平“拍桌子”的时候并不算少。

俞敏洪也没有“反掀”回去。他自己也承认过，“都是新东方人给我拍完桌子以后，我只能坐在那傻傻看着他，完了第二天给他加一点奖金。”原因也很简单，俞敏洪的容忍是有通盘考虑的。

他也曾经做过统计，“我自己做决策准确率只有40%，但新东方决策正确率是80%，增加的40%就是这些人拍桌子给拍出来的。”这也不完全因为徐小平和王强是俞敏洪的同学。二十年后，在俞敏洪跟前“拍桌子”的人，可能比俞敏洪小了二三十岁，用俞敏洪的话说，“也可以照样的拍。”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从新东方走出去的二百多位企业家，鲜少有人说过俞敏洪的坏话，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俞敏洪永远是他们的前辈，和老师。

面对董宇辉和孙东旭的矛盾时，俞敏洪的决策同样如此。去年12月的“小作文事件”过后，他的选择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作为一个大家长“开诚布公”。以全程直播的形式解答了全网粉丝的各种疑惑。

而从结果来看，董宇辉也获得了与其成绩相称的地位与资源——到官宣离职为止，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的职位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文化助理，兼任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同时还是“与辉同行”的企业法人和实际管理者。

而在董宇辉“分家”已成定局之时，俞敏洪的做法不是放任离开，“与辉同行需要新的办公场所，从场所寻找、交易谈判、工区装修，都是由新东方资产专业团队完成，为了缩短工期，他们夜以继日努力，如期完成任务。”

对董宇辉而言，从卖货主播到东方甄选高管，再到独立的超头主播，中间的时间很短，但已经完成了普通人一辈子也难完成的跨越。作为独立主体面对市场时，前方的未知困境，很多都需要董宇辉独自去经历和承担。

但因为俞敏洪的存在，他为每一位从新东方体系走出去的年轻人，都铺了足够多，足够厚的路，让他们独立谋生之时，至少不用白手起家。

从这个意义而言，俞敏洪现在对董宇辉，和几十年前在新东方教室里对待他的学生和员工，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他仍然在尽心对待和帮助每一位从新东方走出去的“学生”，做好一个教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管教的是价值千金的雅思托福，还是千金不换的人生哲学。

俞敏洪眼里的董宇辉，何尝不是第二个自己呢。新东方能成功，离不开时代的馈赠，俞敏洪深知这一点。新东方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彼时许多大学生都有出国留学的需求。就拿俞敏洪所在的北大来说吧，俞敏洪所在的班级一共有50个学生，其中49个选择出国留学。

随后，中国又加入了WTO，国内和国外都需要具有双边视野的人才，而新东方就是培养这类人才的摇篮。对俞敏洪来说，如果没有赶上这个时间点，新东方的成功就会多一些波折；对董宇辉来说，如果没有直播带货，他今天就还是新东方的一名普通老师。正是基于相似的成长环境，俞敏洪才对董宇辉格外保护。

现在，俞敏洪又用双赢的方式给董宇辉保驾护航，可以说是把他扶上马又送了一程。可见不管是做教育还是做直播带货，俞敏洪的底色都没变，他一直都是那个时时刻刻为学生考虑的俞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