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有话硕

不要帮他人“破茧”

《流浪地球1》中姥爷韩子昂的扮演者—达叔，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一个故事：早年因为欠下巨额债务向圈中一位好友求助，没想到却被直接拒绝。不得已，只好再次从“跑龙套”开始，尽可能多接戏，挣钱还债。当自己慢慢开始步入正轨时，突然间明白了好友的“良苦用心”—借钱，只会让自己卑微地度过余生。事后他还了解到好友私下里帮自己介绍过很多片约。

这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人看见了一只蝶蛹，发现外面的“蛹壳”已经有了裂缝，里面的蝴蝶正在奋力向外挣扎。于是他“好心”地剪开了“蛹壳”，想要帮助蝴蝶早点“破茧”而出，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只会绕圈爬行的昆虫。而据说蝴蝶“羽化”时，必须经历“破茧”的挤压，让体液充满硬化的由气管和神经形成的“中空脉纹—翅脉”，才能展翅高飞。

如果是你，会如何选择？是创造一个让他人“自我破茧”的机会？还是帮助他人加快“破茧”的过程？大概率我们会选择后者。

人类似乎具有一种“Empathy—共情”的本能，能够模拟感知其他生命体的认知和情绪状态，然后做出反应，就好像我们自己也在亲身经历这些感受一样。这种内在的“不忍心”让我们很多时候提供了“有害”的帮助。而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不安心”，一种由“道德偏好”驱使的动机，即人们都愿意“做正确的事”，从而让自己获得“道义上的宁静”。（Valerio Capraro，Dave Rand，2018）

在回忆从“苹果”出局的时候，乔布斯说当时感觉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并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但之后他决定重新开始，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用归零的心态让自己进入了一段生命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而此后，“苹果”又收购了这家公司。正是因为有了这段从过往成功的沉重感和被迫出局的无用感所编织的“蛹壳”中“蜕变”的经历，使得乔布斯有机会亲手开创了“苹果时代”。

Maria Montessori 提到：Any unnecessary help is an obstacle to development. 任何不必要的帮助都会阻碍发展。如何理解这种“不必要”？它包含了两个意思，在事关他人“成长或命运选择”等重大议题上：第一、不要承担不属于我们的责任；例如，“Detachment—领悟”，它从来都是需要个体积累“自我思考”，直至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结果，任何所谓的“点拨”都无法替代这个过程；第二、不要用自以为“善的意图”去干涉他人的节奏，因为这有违“因果”的自然规律。

在自己的“因果”上多做修行，而不要帮他人“破茧”，逾越“责任”的边界。

避免陷入负面的“集体情绪”

最近，一对母女关于“学习成绩”的对话，被路人无意间拍下后发到了网上。视频中，女儿委屈地“控诉”着母亲“从来没有认可过自己”，而母亲也怨气满满地给予女儿否定的评价。类似的“现象级视频”有很多，如果我们仅仅从“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它为什么能够收获数万的点赞和转发，这恰好引出了一个关键词“Collective Emotions—集体情绪”。

Bernard Rimé 教授对此解释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人有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Individual Mode—个人模式”，而另一种是“Communal Mode—公共模式”。当个体感知到与他人有相同或类似的情感体验并以此为连接，衍生出某种社会共享的“文化知识”时，就进入到了“公共模式”主导的“集体情绪”中，这个过程也被称为“Alignment—对齐”。在“Collective Emotions”中，有两个重要元素：

一、“社会认同（Henri Tajfel、John Turner，1979）”：人们首先会根据某个“标准”把自己归类为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而以符合群体特征的规范、价值观和行为要求自己，来强化“社会身份”。在当下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社会认同”有两个更加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群体划分依据的“情绪化”。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孩子放学回来总是抱怨“和同学聊不到一块，感觉被孤立了”，问起具体原因，才知道，很多同学都在养“蜗牛”。后来给孩子也买了“蜗牛”，过段时间再一问，发现小伙伴们又变得“密不可分”。显然，围绕“蜗牛”以及在交流“养育经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情绪”成为孩子们“社会认同”的载体；第二个是“社会身份”的可变和多样。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小组”，我们既可以用“电影”来标注自己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可以用“音乐”来标注自己的“社会身份”。

二、情绪传播效能的“倍增性”：牛津大学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2009年展开过一项针对“赛艇运动员”的研究，结果发现在“集体训练”这一同步活动的催化下，由内啡肽分泌所产生的兴奋感极大增加，从而使得运动员可以承受两倍于单独训练时的疼痛值。参加过演唱会的我们，对此就会有更直接的感受，在“集体情绪”的渲染下，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疲劳。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以及“自媒体”的兴起，种种要素都使得我们更容易发起这种“集体训练”，或者受到“情绪的渲染”，情绪的传播效能也可能成倍增加。

“集体情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人们往往偏向关注“消极情绪”。这似乎归因于我们天生的“消极偏见”。有研究表明，早在婴儿时期开始，我们的大脑就对“负面刺激”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这使得我们的行为和态度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各种“不好”的信息的影响；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的这种“负面集体情绪”会被人“廉价地消费”。例如，当他人“翻车”时，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 “情绪宣泄或者狂欢”之中，然而事后发现自己没有剩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情绪”，也可以因为某种情绪而产生“集体归属感”，但需要避免陷入负面的“Collective Emotions—集体情绪”中。

过滤掉导致自己“高敏感”的干扰因素

有一种植物，它的果实长得像“小黄瓜”，只要稍微触碰一下就会“爆裂”，这就是“喷瓜”。在我们周围，有15-20%的人群，也属于这样的“超级敏感体”，他们被称为Highly Sensitive Person—高敏感人士（HSP，Elaine Aron 、Arthur Aron，1990S）。尽管大多数人并非 HSP，但我们每个人在特定阶段都会显现出“高敏感人士”的特征，即很容易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干扰”。InsideOut Development 曾经做过相关的统计，我们对此进行了扩展：

“自我理解”偏误所形成的“内部干扰”

• 对“金钱”的过度关注；

• 焦虑于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家庭、朋友等等；

• 太过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 担忧自己的“无价值”，例如，我的行动对组织“事关重大”吗；

• 对个人的“成长性”信心不足

源自职场、生活、社会等不受自我掌控的“外部干扰”

• 无序的工作环境

• “不合拍”的伙伴

• 难缠的客户

• 无效的沟通

• 办公室的“明争暗斗”

• 太多被“期待”的责任

• 职场和生活“交付期”的双重压力

• 技术和信息的“过载”

• “社会性价值”的稀缺

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干扰因素呢？

对于“内部干扰”，可以展开积极的“自我对话”：“自我对话”离我们很近，它是每一天，我们的头脑中无数个一闪而过，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信念、想法、问题、念头等等，并且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在和我们谈论这些“话题”。从摒弃“自我否定”的消极想法开始，聚焦解决方法，并通过“挑战”的方式，不断验证这些方法的逻辑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展开一次积极的“自我对话”。

例如，当我们焦虑于各种人际关系时，可以告诉自己：我能处理好这些关系，进一步询问自己：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关系让自己感到精力枯竭？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或者是害怕失去这些关系？如果是“害怕失去”，我的解决方案可以是：听一听对方如何看待这段关系；彼此赋予这段关系足够的空间；用自然和坦诚地相处尽可能消除“害怕失去”的情绪。再来追问：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更多的解决方法吗？

对于“外部干扰”，可以考虑这样三个行动：

• 第一、寻求支持、向“高能量”的人说出自己的困境和需求。例如，让上级意识到自己正在陷入“干扰因素”的消耗中，需要得到有效的支持；

• 第二、提高自己的“社会平均值”、有一种说法，叫做 You are the average of the five people you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正如高盛集团 CEO 劳尔德·贝兰克梵所说的—与有“野心”的人为伍；从而提高我们自己的“社会平均值”，在实现个人成长的同时才有更大的能力去解决这些“外部干扰”；

• 第三、打造一个“情绪气泡”、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能力的“边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因此，用更多积极、正向的想法和能量，为自己打造一个“情绪气泡”，确保自己不会受困于“无解”所催生的消极情绪中。

向内看，向外寻，从而过滤掉导致自己“高敏感”的干扰因素。

一个情绪成熟的人，懂得担当责任，更懂得如何不僭越“责任的边界”；一个情绪成熟的人，懂得释放情绪，更懂得如何不被“负面的集体情绪”所裹胁；一个情绪成熟的人，懂得保持敏锐，更懂得如何摆脱 “干扰因素”进而“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