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上海，驾驶120救护车最初的日子里，天气微凉。防护服内，唐淋还穿着薄款羽绒衣。行经一些空旷的路，两边一闪而过的树，他印象中是光秃秃的。流浪狗慵懒地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上方红绿灯兀自转换着。警笛，是其间为数不多的声响。

5月下旬，唐淋服务的方舱医院开始关闭。离开救护车司机岗位，前往隔离酒店的路上，他看到行道树已抽出新枝丫。6月29日，上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镇，开始有序放开餐饮堂食。

《早餐中国》导演王圣志曾说，烟火气是热爱生活的依据，在动荡的世界里，让我们维持稳定。那些捧着碗，站着抑或蹲在饭馆门口的食客，此刻得以落座。而餐饮老板们，也终于迎来了门店里久违的喧嚣与闹嚷。

上海街头，灯火重明，行人、车辆渐多。唐淋“变回了”代驾师傅，穿回工服，戴上头盔，熟悉的“接单成功了”提示音，再度响起。但每次，当车子顺畅地开上高架路时，他仍感到有些许的“不习惯”。上海，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往日的“车水马龙”。

当然，睡觉也不见得安稳，夜间紧急出车是常态。唐淋观察过，方舱里超过一半的送诊病例，都是中年、老年人，剩下还有不少孩子，这些都是相对脆弱的群体，一旦有个感冒发烧，耽误不得。所以司机师傅们，睡觉前都会将手机放在枕头下面，以免漏接电话。

回忆中，最紧急的一次出车，是运送一名“大出血”的老人。

“老爷爷是确诊病例，在方舱医院内右手不小心滑破了一个大口子，血几乎止不住，跟车护士用一大块纱布包住他的手，最后整块纱布也都浸满了血，不少还淌在了救护车后车厢里，触目惊心。”

“心理压力特别大，如果因为我个人的缘故，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司机和病患有严密的隔离措施，驾驶期间，唐淋无法知悉后车厢内的情况。限速80km/小时的高架路，他开出了接近150km的时速，也闯了红灯。

“即便是开救护车，正常来讲我们也不会轻易闯红灯、超速。还要尽量保证驾驶平稳，以前是为了让喝了酒的乘客舒服一些，现在改送病患，也是一样的。何况路上还有一些保供车辆、工作车辆，行驶时也得顾及他们。”

运送紧急病患，是担任救护车司机的“必修课”。但对司机史文涛来说，这一堂课来的过早了些。任务开始的第二天，凌晨12点之后，史文涛在睡梦中接到电话，运送一名休克的老人前往浦东人民医院。

这是他第一次出车。“当时车厢里有跟车医生，病人的家属也都在。但对我来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折叠床不会用，路线是第一次开，也是第一次拉响120的警报。当时不知道能否超速、闯红灯。但最后还是闯了，没想太多，人命要紧。”

所幸，休克病患送往的定点医院，距离史文涛服务的方舱仅10公里。过程虽然惊险，好在顺利送达了。巧的是，两天后，休克病患接受完治疗需要转院，接送的还是史文涛。

“他当时昏迷着，肯定不认识我。但他的妻子认出来了，还表示了感谢。看到病人恢复健康，由衷的高兴。”

疫情期间，导航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现实的政策。一些路段的封控，不免给行车带来麻烦。一次同样紧急的出车，后车厢里坐着一名即将分娩的孕妇和她丈夫。当时深夜，天空飘着小雨，史文涛按照导航的规划，选择了用时最短的路线，走沪南公路，上S2高速外环前往川沙人民医院。结果车行驶到两个镇的交界处，才发现路被封了。

史文涛调头换到航三路，前往临海公路，结果同样被封。“当时头皮都发麻了，不敢想后果。最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孕妇脸色有一点苍白，所幸有惊无险。夫妻俩人全程比较平静，他们可能不知道，过程有这么波折。”

这期间，滴滴代驾为这些救护车司机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天，师傅们按时上传核酸证明，反馈家人、小区的情况，进行健康打卡。身处特殊的环境下，查看核酸，成了师傅们每天略紧张的时刻，也是和家人的聊天中，必然会被询问的事项。

“我们空下来时，会在群里聊聊各自所在方舱、隔离点的情况。以及沟通一些行车路线、封控路段，免得其他人重复‘踩雷’。”有司机师傅给记者查看了群聊天记录，既有关乎工作的沟通协作，也不乏闲聊打趣，权作放松。

对司机来说，每一次出车，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路线的封控，也可能因为定点医院无法接收部分病患，需要临时调换。甚至，是隔离的病患，爆发出积压的情绪。

曾有一名老奶奶， 埋怨医护人员对她不够细致，唐淋帮着维护了几句，结果被质问“你多什么嘴”。情绪一码，工作归另一码。因为定点医院人员不足，唐淋仍参与了“分外”的工作，将行动不便的老奶奶从担架，一路抱到了病房的床上。

对于有着与数千名不同客户打交道经验的代驾师傅们来说，为人处世，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醉酒、失恋、情伤，代驾师傅们过去所接触的，多的是人性的“B面”。

唐淋曾遇到，一名醉酒男子强迫同行女伴跟他回家，当时唐淋结束订单，让女孩子下车，然后将车门锁死。直到女孩从视线中消失后，才对客户表示，如果觉得处理不公，可以走平台申诉，甚至打110。

史文涛曾送一名客户从上海去江苏，“当时客户和妻子吵架了，千里迢迢跑去道歉，所以没心情开车。”他印象很深，因为那一单到手收入是666元，很吉利的数字。而两个小时后，客户打来电话，称夫妻和好了，问他要不要搭顺风车回去。

在工作中的代驾师傅

是志愿者，也是一份工作

救护车司机韦有邵的微信头像，是他过去跑代驾间隙，用手机拍下的东方明珠的夜景。史文涛，则是一双尚年幼子女的合照。前者城市，后者家庭，中年男人，总是坦率地表露着生活的半径和中心。

在15名救护车司机中，“70后”师傅韦有邵年纪偏大些，80年代毕业于连云港的医科中专，随后在家乡做“赤脚医生”。2008年，他来到上海和妹妹一起开网店，每天上午开车去“七浦路批发市场”拿货。2017年开始做滴滴代驾，如今已经是“头部司机”，不论是在线时间、服务质量，还是总订单金额，常年位居城市前列。

“在上海挺久了，但没怎么出去玩过，每天就是干活。”对他而言，做救护车司机既能为国家出点力，也是疫情歇业期间的一份工作。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已在上海定居，大儿子的房子即将交付。他特地提醒，开救护车工作强度不小，不过有收入，平台也为我们购置了专项保险，希望不要写得太“高大上”。

韦有邵（左一）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

最晚的一次，韦有邵清晨5点才收车，上午9点又起来出车了。“一开始比较忙，前40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出车，睡觉并不安稳。后来情况好转一些了，但比干代驾肯定累。”

为了保护司机的安全，也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司机们一般不能随意离开救护车。在待命过程中，需要全程穿着防护服。一天下来，防护服内的短袖，基本被汗水浸透。

唐淋来到方舱医院前，只带了一件薄款羽绒服，一件短袖。每天回到房间后，得立刻脱下短袖来洗，碰到阴雨天，只能用吹风机吹干。因为每次收车都要进行“消杀”，每天循环往复，经由消毒水“腌制”的黑色短袖，已然泛白变脆了。

唐淋前往方舱医院时，只用背包简单带了点衣物、生活用品

衣服没带够，因为没人预料到工期会这么长。算上酒店隔离，代驾师傅们的“抗疫保障”工作接近2个月。这也是唐淋和妻子结婚以来，最长的一次“异地”。每晚，俩人都会通视频电话，唐淋还要定期地给妻子采购生活物资。“我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照顾她居多，结婚六七年，她几乎没烧过饭。电话里我问她今天吃了什么，往往就是泡面。有菜，但她懒得烧。”

当“救护车司机们”回到代驾

“一次收车回来的路上，我自由地左右变道，看到未经修剪的绿化带野蛮地生长，外滩长出了草。”唐淋曾摇下窗，和一条慢悠悠踱着步的流浪狗打招呼，结果把它吓跑了。

天气转暖，冬去春来，上海开始了它复苏的进程。相较于公众通过数据，感知社会面的好转，代驾师傅们有更切身的体会。

“方舱里的医生们，变得越来越愿意和你聊几句。以前他们都很沉默，你知道，人疲惫的时候，是没力气说话的。送到方舱的盒饭在变少，出车也越来越少，当时我意识到，应该快了。”

自4月11日至6月10日，滴滴代驾抗疫保障车队15位师傅一共工作583天，日均运送病患8趟左右，累计运输4500余趟。

司机师傅们收到的荣誉证书和感谢信

如今，这些特殊的救护车司机，都已先后做回了代驾司机。导航中虽然还很少出现，曾经熟悉的“前方道路拥堵”提示。但唐淋的订单，已从一天两三单，恢复到了四五单。上车后，客户们开口三句话不离疫情：

有做生意的老板，向唐淋介绍自己在疫情期间，为员工发了80%的工资，等到生意好转，会补发20%；也有许久不见的情侣，女孩子捧着花，拎着礼物，彼此商量着之后要去哪家网红餐厅打卡，去哪里旅游。

当代驾师傅开起救护车，外卖小哥配送着抗疫物资，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在租住的小区里担当起“团长”。经此一“疫”，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这座外来人口超四成的超级城市，“小人物”们如同毛细血管，散布于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供养两千多万人的衣食住行。过去如此，抗疫期间如此，未来也将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