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Google宣布主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艾琳·诺顿（Eileen Naughton）将离任现职，并在今年的某个时候转调其他岗位。Google并没有立即宣布诺顿的继任者，只是表示将在公司内外寻求担任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

诺顿十四年前加入Google，先后担任英国和爱尔兰的销售和运营副总裁及全球销售副总裁等多个职位，四年前她接替拉兹洛·博克（Laszlo Bock）担任Google人力运营部（People Operations）的负责人。

Google 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宣布诺顿离职的公开信里，赞扬她为公司做出巨大贡献，并特意提到在诺顿任职的3年多时间里，有超过七万名员工加入Google。

但显然诺顿的离职并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为过去两年Google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危机和冲突买单。过去两年内Google内部的一系列员工抗议事件，及员工与公司高层的冲突，不仅仅困扰公司管理层，也为享誉世界的“谷歌范”（Googley）企业文化，罩上了一层阴影。

2006年，拉兹洛·博克（Laszlo Bock）担任HR负责人，他在这个位置干了十年，后来成为人力资源界的“网红”。

这十年，Google员工数从6000增长到近5万，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七十多个分支机构。在Google公司如日中天的发展过程中，博克也在积极推动HR部门改革，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将HR改名为人力运营部，创建了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支人才数据分析团队。  

2015年博克先生的《重新定义团队：谷歌如何工作》中文版出版。这本曾经获得过《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的书籍，为我们揭示了Google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运作的秘密。虽然那个时候Google早已退出中国，但由这本书引发的Google旋风却席卷了HR圈。

不过，博克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是对Google企业文化的培育。2016年博克离职时，BusinessInsider发文称赞他一手“塑造了Google文化”。

提起Google文化，你可能会想到他们引领互联网公司的时尚、开放且豪华的办公室，还有那些诱人且无限供给的零食；你也可能会想到他们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不作恶”的价值观，或者还包括他们的网络民主作风；当然，你还有可能听说他们的数据驱动管理、共享与扁平的领导环境，等等。

Google办公室

不过，对Google文化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博克。2015年，他在接受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专访时，把Google的企业文化归结到3个方面：使命、透明以发声的权利。这大概就是所谓“谷歌范”的核心。

Google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都能访问，并使人人都能从中受益。正是这样具有历史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宏大使命及“不作恶”的道德至上观。让每个人的工作都变得更有意义。

如果你相信员工，就不必害怕与他们分享信息。在Google，新聘用的软件工程师在上班第一天就可以使用几乎所有的代码。

每个星期五，Google都会举办一场“谢天谢地总算到星期五”（ T.G.I.F，Thank God It’s Friday）大会，这其实就是公司吐槽大会。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管们会在会上透露公司新项目进展，也安排有答疑环节，员工可以询问两位创始人任何问题。公司保障所有员工发声的权利，不需要工会，Google事实上成为所有员工的自治共同体。

正是这种高度开放、透明且极具道德使命的企业文化氛围，让无数IT极客投入怀抱，在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总部孜孜不息，创造繁荣。

但2018年之后，一些变化悄然了。

诺顿离职消息公布的7天后，纽约时报以近万字长文报道了Google两年来内部发生的种种冲突和抗议，并配了一个令人耸动的标题《伟大的Google抗议》。

危机并不是突然来临的。2019年12月4日，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双双宣布辞职，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在2019年，告别Google的并不只有他们。不少人是主动离开这个曾经令人向往的地方，也有不少人是被公司扫地出门。

2019年感恩节前夕，向来以透明著称的Google同一天开除4名员工，理由是他们“屡次明显违反”公司的数据安全政策。其实就是看了不应该看的文件，这显然与我们提到的透明文化存在龃龉。

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把时间轴拉回两年前。

敲打Google文化的第一块巨石来自于性别议题。2017年7月，Google 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James Damore）因一篇内部备忘录引发公司内外的广泛争议而遭到解雇。达莫尔在这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中说，生理的不同导致男女在科研和领导上出现了差异。迫于舆论压力Google辞退了达莫尔，但很快遭到对方的法律诉讼，理由同样是性别歧视，只不过是对白人男性。

如果说达莫尔事件只是给Google提了个醒，那么鲁宾事件就是给在“性别议题钢丝绳”上小心翼翼的Google一记重拳。2018年，“安卓之父”安迪·鲁宾（Andy Rubin）因性骚扰指控离职Google，但Google并未过分追究，甚至在其离职时仍然给予了9000万美元巨款。这一丑闻曝光后，Google承受了巨大的责难。2018年11月11日，Google全球50个城市的2万名Google员工纷纷走上街头，抗议Google的“邪恶作为”。

除了性别议题，另一重危机来自Google的技术优势与政治结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简单说就是利润之上的商业观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当“不作恶”被誉为美谈时，Google是大众心中的英雄，而当Google舍弃这一价值观时，怒火也会先从内部酝酿。

2018年2月，代号为Maven的项目遭到泄露。这项与国防部合作的将AI运用到军事武器的项目，因为被质疑会在法律之外成为滥杀无辜工具而成为众矢之敌。超过 3000 名Google员工签署了“致Google CEO皮查伊的公开信”，建议Google退出 Project Maven，信中写道：“Google不应该参与战争。”4个月后，Google宣布不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

同年夏天，Google打算在中国开发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曝光。一年后，在遭到抗议后，官方确认终止。

如果说问题代表了危机，公司如何解决问题和背后的态度，则更能预示方向。在一系列冲突和丑闻之后，Google所采取的措施则是火上浇油，让人瞠目结舌。

——删除核心的价值观。2018年5月18 日，Google更新了其行为准则，删除了该公司一贯的座右铭“不作恶”，换成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减少沟通。2018年员工街头抗议事件发生的半年内，两位创始人竟没与员工任何沟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强出席了一次沟通会，并对于员工的问题全部回避。半年之后，公司宣布TGIF大会改为每月一次，并且限制沟通范围。2019年1月，公司改革了员工投诉机制：之前有意见可以直接找HRBP，改革后员工投诉业务，被外包给了外部机构。

——减少透明度。2019年4月，首席法务官肯特·沃克（Kent Walker）宣布限制文件访问政策，员工只能访问“需要知道”（need-to-know），违者可以被解雇。

——解雇或逼走员工。我们前面提到的被开除的4位员工就是因为违反了上一条数据安全政策而被解雇的。而实际上据《纽约时报》报道，真正原因是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近一年的维权和罢工事件。除了直接解雇员工外，还有些员工因为压力选择主动离开。比如，Google罢工维权事件的组织者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克莱尔·斯泰普顿（Claire Stapleton）。

“谷歌你变了”，网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当那个曾经在科技届独领**的Google，如今却变得踟躇阴险时，我们很多人都会想知道，Google是变了还是病了？

在不少人看来，Google是病了。

Google是一家把自己所塑造的价值观变成图腾崇拜的样本公司，在2004年公司IPO时的公开信里，两位创始人曾经自豪宣称，“Google不是传统公司，也不打算成为一家传统公司”。

十年后，这家“非传统公司”正在遭遇“传统危机”，它正在陷入自己曾鼓励的文化深井里，这种文化煽动反抗、鼓励质疑。

当公司利润和利益与价值观诉求冲突时，究竟应该坚守利润，还是维护价值观？Google似乎艰难的走到了自己曾经宣言的对立面。

这其实并非一件没有缘由的事。

十多年凭借着搜索领域的独霸地位，Google顺风顺水快速成长为互联网巨擘。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Google正面临着新领域和新对手的激烈竞争。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崛起下，传统互联网的优势不再明显，而在AI和云计算等方面，Google又面临着微软、亚马逊等强势挑战。以云计算为例，从2015年开始大量厂商涌入，Google也投入巨资，但在市场份额上依然不见起色。技术的革新塑造企业的危机和生机，也从根本上动摇着企业管理者的观念和决策逻辑。

另一重挑战来自于人的变化。在诺顿担任HR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Google招聘的人数比博克过去十年招聘的人数还要多。团队规模的扩张也给企业带来了多元性挑战。这种多元性既包括员工对更广泛权利的要求，也包括了新的管理层人员对于传统价值观的稀释甚至放弃。而“选择退隐”的两位创始人，显然已经没有把这种挑战放在心上，并未表现出初创时对文化的雄心和魄力。

人与技术的互动是所有组织生态变动的隐性背景，而这也恰恰是Google生病的主要原因。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Google是变得更加成熟了。

Google是时候摆脱过去道德至上的窠臼，重新理解公司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理想的自治城邦，而是追求利益的共同体。驱逐异议者，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让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社会，或许这将是Google的转机时刻。

关键是，Google需要真正的抉择。是固执于传统的圣殿式要义，还是歌颂新的实用主义，世界都在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