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百济神州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国内第一家在美、港、A股三地上市的创新药企，当天IPO发行价为192.6元/股，总市值达到2165亿元。

百济神州本轮IPO募资超过200亿元，创下了科创板开板以来生物医药公司最高募资数额。若加上以前的募资，11年里，其融资总额已超过700亿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百济神州还是一家处于巨额亏损中的企业，2018年以来，其累计亏损高达255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能“烧钱”的药企。

巨额亏损，却能实现三地上市并能持续获得大额融资，百济神州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又何以被外媒称为“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名片”？

百济神州的发展历程，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

王晓东的履历极为显赫，他是改革开放后大陆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更是世界细胞凋亡领域最为权威的科学家，创办了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第二任所长，后又创办了如今声名赫赫的百济神州，可以说集大科学家与知名企业家于一身。

不过王晓东的早年生活，却颇为不幸，而这种不幸又促使他走上了医药科研道路。

1974年，对11岁的王晓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这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患了癌症。因为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医院面对癌症几乎束手无策。

看着躺在病床上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王晓东内心充满煎熬，强烈的无助感让他萌生学医的理想。

母亲病逝后，年龄尚小的王晓东不得不随外公外婆生活，也因此转到新乡市第三中学就读。

母亲离世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并没有击垮王晓东，强烈的愿望促使王晓东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据说他初中期间，就已经读完了高中所有课程，并且还试着参加高考，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980年，17岁的王晓东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5年后，他直升本校的生物专业研究生。不过刚读了一年，成绩优异的他就成为当时北师大唯一通过中美生物化**合招生项目（CUSBEA）考试的学生。

王晓东因此放弃读研，选择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师从Richard A. Padgett攻读博士学位。

1991年，拿到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王晓东直接进入同校的分子遗传系，师从两位诺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

有意思的是，因为专业的特殊性，两位教授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很谨慎。他们给王晓东的博士生导师打了一个电话，问：他（王晓东）是个好人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王晓东终于跨入了两位教授的实验室大门。

有名师指导，又有世界顶级的实验室科研环境，勤奋好学的王晓东再次展现了“学霸”属性，成为导师眼中“好学生”的典范。

1995年，在导师的支持下，32岁的王晓东建立了自己的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实验室，开始了独立科研的道路。

细胞凋亡是生物医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生物技术。而王晓东也在这个领域施展了自己创造性的才华。

通过研究线粒体作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机理，他发现了细胞凋亡由线粒体的上游调节和下游执行通路连接起来的过程，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凋亡通路。

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研究关于线粒体提供能量和代谢场所的认知结构，启发了全世界肿瘤治疗领域相关研究理论基础。

2004年，41岁的王晓东凭借细胞凋亡领域杰出贡献，当选美国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来自大陆的当选者。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对此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此时，王晓东在美国可以任意挑选最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王晓东却悄然在国内创办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的职务。

王晓东对此解释说，“一方面自己的科研还在继续，而且至少不比在国外差；另一方面，自己可以在科研之外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际上，王晓东曾经的理想一直萦绕在心里。他的工作是研究人体的细胞结构，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肿瘤治疗领域的一个细胞，从而激发出整个生物研究体系的活力。

在北生所期间，王晓东打破科研传统的“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

有一次，王晓东和一位朋友到单位食堂吃饭，朋友诧异地问“为什么都没人向你行个注目礼”？

王晓东说：“在这没有人把我这个所长当回事儿。”

有一位研究员在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在很多人看来，这在国内的研究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北生所里，却完全可以被接受。结果这位研究员后来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通过北生所这块阵地，王晓东为国内培养和发掘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带领北生所期间，王晓东还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希望能以市场的手段去开发肿瘤创新药物，真正实现幼年时的理想。

想归想，王晓东内心十分纠结。自己只是个科学家，开办生物制药企业不仅需要资金还要有丰富的市场经验，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而王晓东理想的实现，乃至如今一些患者能吃上更便宜的抗癌药，或许还得感谢一个美国人的出现。

此人叫欧雷强（John Oyler），商业经历极为丰富。他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并在麦肯锡担任了五年商业咨询顾问，九十年代初期就与中国企业广泛接触，对中国有深刻认识。

欧雷强后来在北京专门创办了医药研发外包（CRO）的保诺科技公司，地址就在北生所附近。

2009年，欧雷强手上的两家公司陆续被人收购，开始了悠闲的度假期。在此期间，他注意到美国著名的全球生物制药企业基因泰克（Genetech）以468亿美元的价格被罗氏制药收购。

欧雷强心动了，这个闲不住的老美开始寻思干一番更大的事业，目标还是熟悉的生物医药。

这时期的欧雷强和王晓东并不认识，虽然彼此工作地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可他们从没见过面。

俩人相识于2010年旧金山的一个圈内朋友聚会上。虽然当时都聊到了基因泰克被收购的事情，可王晓东压根没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

但欧雷强知晓了王晓东的背景后来了兴趣，凭着早年在麦肯锡锻炼出的“三寸不烂之舌”，反复鼓动王晓东出来创业，而基因泰克的背景恰好给了欧雷强有力的说服素材。

成立于1976年的基因泰克，是由风险投资家斯旺西和生物科学家波伊尔合作成立，其借助新兴的DNA技术重组技术，研发出了肿瘤治疗领域最重要的药物之一赫赛汀。

相似的背景和实实在在的成功案例打动了王晓东，不过他还是抛出资金、研发、市场等等条件，结果欧雷强爽快地以一句“No Problem”（没问题）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2010年秋，经过又一次长谈之后，王晓东最终决定参考基因泰克模式，创立一家中国版的“基因泰克”。12月，王晓东与欧雷强联合德国默克等投资机构共同筹资了3200万美元，在北京昌平创办了百济神州，研发与管理人员均是从辉瑞、强生等著名药企挖来的骨干力量。

“百济神州”这个名字，公司释义是“百创新药，济世惠民”之意，而英文名是Beigene，直译就是“北京基因泰克”。

新公司里，王晓东专注肿瘤靶向和免疫治疗技术，深谙企业运营之道的欧雷强负责市场和运营，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对超级“黄金搭档”模式就此开启。

王晓东说他的愿景是：“百济神州要给中国人做最好的抗癌药，同时也要作为中国人给全世界做最好的抗癌药”。

百济神州创立初期就确立了“高打高举”战略。即拒绝做更为轻松的仿制药，直接切入难度最高，竞争风险也最大的肿瘤药物研发领域，以国际标准购置设备和仪器，从靶向和免疫两种疗法同时研发。

成立不久，王晓东就在公司内部启动了BRAF抑制剂（BGB-283）和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BGB-290）研究，两款都是肿瘤研发领域关键性的靶向型药物。

不过生物新药研发是要花钱的，而且是花大钱，国际上经常一款新的生物药需要数亿甚至十亿美元研发资金，而且失败风险极大。百济神州的三千多万美元，在启动后购置设备和支付人员工资已所剩无几，他们想继续找投资者投资，可面对如此高风险、高投资的项目，且又是在仿制药盛行的中国研发，投资者纷纷抱着“看不懂，也烧不起钱”的观望态度。

2011年，欧雷强返回美国求援，但半年时间跑遍整个投资圈依然毫无结果，最后还是德国默克又投资了2000万美元才让公司缓过劲。

拿到钱的王晓东又立即上马了PD-1项目Tislelizumab（BGB-A317）和BTK抑制剂Zanubrutinib（BGB-3111）两个肿瘤靶向性药物项目。

这些研发一个比一个烧钱，看着账上急速消耗的资金，连一向口气颇大的欧雷强都劝王晓东放缓速度，先将手上的产品研发出结果，再开发新产品。

可王晓东不同意，他认为肿瘤药物市场本来就竞争激烈，晚一天时间就落后别人一大截，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肿瘤病人等着新药。

欧雷强被说服了，但短短一年时间，刚刚到账的资金就消耗殆尽，公司账上居然只剩下1万多元的现金。

那是百济神州最困难的时候，可公司所有人都没有抱怨，每个人都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也相信两位创始人的能力。

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风景；敢拓前人没垦过的荒，才能开辟新的空间。

没有人比王晓东更懂得自己这一番努力的价值，对他来说，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而这个时间来得并不晚。

2013年5月，德国默克合计出资4.65亿美元，先后购买了百济神州研发的两个靶向型药物BGB-283和BGB-290的海外市场研发和销售权，这不仅解决了百济神州早期营收问题，还创造了我国新药研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其实是新兴药企除药物销售之外另一种变现途径，企业将关键技术处于临床阶段的产品以“License out”（项目授权许可）的方式，通过产品权益转让方式获取研发资金。研发药企获得可观的现金流后，将按约定方式与出资方共同开发和分享未来的产品收益。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百济神州能得到海外药企巨头的青睐，体现的是研发实力和产品质量。

毕竟，大型跨国药企选择合作方，要么考虑对方的渠道是否足够强大，要么考虑对方的产品研发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品质保证。毫无疑问，百济神州属于后者。

正因为与默克此次的合作授权，曾经无人问津的百济神州在资本市场顿时成为了“香饽饽”。此后，百济神州相继从高瓴资本和中信产业基金等风投手里拿到了近2亿美元的股权融资。

2015年，随着《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出台，国内创新药企业获得了新机遇，行业迎来了潮水般涌入的资本。一年内，国内药物领域出现了300多起投资案例，涉及金额292.08亿元。百济神州也受惠颇多，自此不再为钱而发愁。

2016年2月，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募资1.58亿美元。首日收盘价比发行价上涨18%，市值达到8.5亿美元。在当时中概股纷纷退市的背景下，百济神州逆势而上，成为国内屈指可数赴美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

同年9月，百济神州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BGB-A317获得了CFDA药物临床试验批件。而另两种肿瘤药物BGB-290和BGB-3111也随后在美国获得药物认可。

2018年4月，百济神州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IPO募资金额达到9.02亿美元。

这时的百济神州尚无真正产品面世，可企业所研发的热门靶点药物与PD-1联合治疗药品依然能被资本市场看好，因为抗癌药物一旦能研发成功并投入商业化应用，其前景不言而喻。

资本市场之所以看好，更重要的一点是百济神州背后的研发实力。

在王晓东的团队里，有一支极为强悍的科学顾问委员会，里面囊括了全世界最顶级的生物技术、基因以及肿瘤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随时可以为企业提供最权威的专业帮助。

不仅如此，百济神州还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掌握小分子药物产业化和大分子药物技术的苏州生产基地，另外在美国波士顿、新泽西、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设立了项目办公室，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各大药企及著名学府科研人员构成的400多人核心团队和1200多人的临床开发团队。可以说发展到2018年，百济神州已经处于全球生物医药技术的最前沿。

在研发技术上，2019年百济神州研发费用率为223.03%，高于同行研发费用率均值88.89%约2.5倍；2020年百济神州前三季度研发费用率为452.66%，更是高于同行研发费用率均值68.7%约6.6倍。

但是即便再优秀的研发团队，再多的投入，最终还是要让产品来说话，而王晓东为此努力了近十年。

2019年11月，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BTK抑制剂泽布替尼被美国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这一批准比FDA预定回复日期提早了近4个月，显示了FDA对这个新药的重视。

泽布替尼也因此成为第一款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被FDA获准上市的抗癌新药，实现了中国原研抗癌新药出海“零的突破”。被外媒盛赞为“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名片”。

2020年6月，泽布替尼获得中国NMPA批准上市。

成绩的背后同样离不开搭档欧雷强的努力，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向人们证明，小公司能做到，中国公司能做到。有人说，在中国做不了创新药，无法在全球竞争。我们觉得，要证明一些东西。”

而在王晓东心里，百济神州不仅要能研发新药、好药，价格还得真正便宜，才算完成曾经的夙愿。

2020年12月，百济神州两款自研产品BTK抑制剂泽布替尼（百悦泽）、PD-1替雷利珠单抗（百泽安）以及一款引进药物地舒单抗（安加维，由美国安进公司授权生产）顺利完成国家医保目录谈判，进入市场应用。

2021年5月，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PARP抑制剂帕米帕利获批上市，成为国内获批上市的第4款PARP抑制剂，这也是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第三款抗癌药物。

目前，百济神州旗下拥有3款已上市自主研发药物、8款自主研发临床候选药物以及37款处于临床或商业化阶段的合作产品。

事实上，正是由于百济神州新药的进入，使得急需PD-1药物治疗的患者遇到了福音。拿替雷利珠单抗来说，这款药物进入医保后，价格为2180元/支（100mg），比之前同类药物价格降幅超过80%。

近年来随着百济神州、恒瑞医药及信达生物等多款国产PD-1产品被纳入医保，此类药物的费用还将继续降低，王晓东“做中国人吃得起的抗癌药”的理想正逐步得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神州自成立以来，尽管不断有资本保驾护航，更有FDA和NMPA双认证，却始终没能真正盈利，上百亿的亏损，钱几乎都烧在了研发上。

就在本次科创板上市前，百济神州净亏损依然达到近30亿。而此次上市募资200亿，也是为了后续药物研发继续补充“弹药”。

但正因为有像百济神州这样一批敢于在研发上投入的药企，才有了现在中国创新药专利数量全球第二的局面。这不仅让我国逐步摆脱了对国外创新药物过度依赖的局面，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日本、英国、德国这些传统的制药大国。

王晓东，这位渴望“做中国人吃得起的抗癌药”的企业家，现在依旧奋战在一线。

他在近期一次演讲中表示，“我是一个还战斗在科研一线的科学研究人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们一直在研究组成人体的细胞是如何死亡、为什么要死亡，以及它的死亡对生命、健康、疾病有何种意义等问题……”

癌症，依然是很多人最可能直面的死亡，整个治疗过程也是患者惨痛的记忆。而且许多因病返贫的家庭悲剧屡屡上演，就是来自常人难以承受的高价抗癌药物。有病却又吃不起药，那是一种多么痛彻心扉的绝望。

因此，我们衷心为百济神州的每一次进步喝彩，也期待王晓东的理想有完全实现的那一天。

因为这一切关乎你我，更关系到每一位我们深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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