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20年，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借着时代发展的东风以及资本的加持，在他不断拓展的细分赛道上，带领企业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药明康德A股市值高达4000多亿人民币，H股市值更是突破了5000亿港元，这还不算另外两家分拆在港股上市的药明生物与药明巨诺的市值，“药明系”的这两家公司市值之和，也有近5000亿港元。

这就意味着李革的“药明系”医药资本版图已达到万亿的规模，远超“医药一哥”恒瑞医药3390亿人民币的市值。

随着药明康德近年来股价的持续暴涨，李革的身家也水涨船高。在不久前的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李革家族以710亿元身家排名第75位，比之前上升了12位，也是温商中唯一身家超500亿元的富豪。

回看药明康德的发展历程，十年内的业绩增长速度足以惊艳世人。2011年，药明康德营业收入只有26亿，2021年营业收入预计将突破200亿元，十年内增长了近8倍。

创造出这份亮眼成绩的李革，时常以乔布斯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虛心若愚）自勉，而他最大的愿景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没有难治的病”。

1967，“文革”后的第一年，李革出生在北京。虽然出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但他从小学习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一直是同学眼中的学霸。

1985年，18岁的李革从北大附中直接考入北大，只是本想学物理的他，却阴差阳错地被北大化学系录取。

好在物理和化学本质都是研究物质的学科，只是化学更集中在微观原子和分子层面。李革也很快喜欢上了化学专业，在校时的专业成绩一直很优秀。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有机化学我是把着门了”。

读大学期间，李革认识了大他一岁的同学赵宁，彼此结为恋人。此后学习和生活，俩人始终比翼齐飞。

1989年，这对恋人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一同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临行前，自信满满的李革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下“我相信我一定能征服美国”的豪言。

在美学习期间，李革和赵宁结了婚，彼此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学术上的好伙伴。

博士三年级时，李革与导师Clark Still教授共同发明了“标记的组合化学技术”，并由此发现了多种药物前体化合物。正是这项发现让导师拿到了一笔风投，创办了制药公司Pharmacopeia Drug Discovery Inc，简称PDD。

读博期间，李革还拥有了40多项发明专利，并在业界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1993年，李革和赵宁双双拿到了有机化学博士学位。随后，李革在老师的邀请下，进入PDD公司担任创始科学家、科研总监，赵宁则去了著名的药企施贵宝从事研发工作。

李革的加入使PDD公司的科研实力大增，特别是在小分子化合物、生物科技等领域颇有建树。1995年，PDD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幕后的李革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由于李革在组合化学、药物化学领域的科研实力，当时他被全美科学界视为冉冉升起的科学新星，在全球医药药物化学领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99年，李革接受母校邀请，返回北大进行演讲。

在此期间，他对国内医药研发和市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国内的医药研究机构虽说在原研药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却依旧掌握在国外药企手中，而且从技术到生产还普遍存在脱节的情况。

考察一圈后，李革很为国内那些有着聪明才智的同行感觉惋惜，觉得他们并不缺技术和头脑，只是没有好的机遇和平台，而且李革还意识到，中国入世在即，在国际竞争和国内需求双重刺激下，中国原研药的产业开发早晚得有人去做。

站在行业前沿的李革看到了国内传统封闭研发模式并不能充分发挥科学家自身的专长和经验，更无法从优配置资源，因此萌生了回国开发原研药的想法。

回到美国后，他把想法告诉了妻子赵宁，可赵宁表示反对，因为她觉得他们都是技术人才，根本不适合做商人。

2000年，由于PDD内部发生不和，其中六名高管和部分股东恶意抛售股票，使得PDD的股价下挫严重，李革对纷争很无奈，再次萌生回国创业的念头。

怀着对现状的不满，也怀揣着想回国一展身手的愿望，李革说服妻子后，拉着另外两位好友刘晓钟、张朝晖返回了祖国。

2000年，李革和刘晓钟、张朝晖三人在太湖水集团的扶持下，在无锡创立了药明康德研发基地，同时在上海设立了运营中心。

李革回国创业初期，用一句“缺医少药”形容当时中国的医疗行业并不为过。彼时，国内西药品种97%都是仿制药，其中大部分仿制药甚至还是国外原研药不知多少代的仿制品。

当时国内的药企处境也很尴尬：想研发新药，技术和资金不允许；想仿制国外专利期内的新药，有可能被索赔数亿美元；想买断一个专利新药的生产许可证，则要支付500-600万美元。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内医药市场的深化改革，国内医药市场面临着国外药企大举入侵的局面，自主研发新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李革和创业的小伙伴们信心满满，觉得这些问题将会在自己手里迎刃而解。可就在药品研发实验室筹建的过程中，一件小事使得几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创业之举或许有些“草率”了。

就在采购实验设备时，他们发现实验室专业用的通风橱在国内不仅买不到，居然连专门的生产厂家都找不到。无奈之下，几个科学家只得一边画好图纸一边亲自动手制作。

创业初期类似的困难还有很多，这种境况也让李革感到国内新药研发领域的底子比想象的还要薄弱，自己也对创业后诸多现实问题欠缺考虑，特别是如果参考欧美的标准，按当时的研发环境和背景去做原研药，既不现实也难以实现，且不说研发新药，起码需要投入数亿美元的资金，光研发新药到临床测试再到药检部门审批，就需要起码10年左右的时间。

这一切对于成立初期，只有4名员工外加一间700平实验室的药明康德来说，无疑是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耗不起，也赔不起。

几个创业伙伴有些进退维谷，继续做原研药已经不切实际。可“开弓没了回头箭”，花了那么多心血筹建公司，谁也不舍得放弃。

李革心里更是纠结，两位好友是在自己劝说下才加入创业队伍的，妻子赵宁此时还在美国等着自己的好消息。

就在大家茫然无措之时，李革无意中发现自己作为新药研发基础的模板分子技术，居然可以帮助药企大幅度提升研发速度，降低研发成本。

李革脑海中立即闪现了老公司PDD的影子，思索着药明康德是否也可以走CRO这条路，因为PDD就是靠研发外包而逐渐成为医药领域著名的CRO企业。

所谓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中文全名叫“合同研究组织”，它是指，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的药物研发，提供专业化外包服务的组织或者机构。CRO可以作为制药企业的一种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和具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临床研究队伍，并能降低整个制药企业的管理费用，大大提高效率。相当于专业的事情要请专业的机构来做。

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大致要经历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注册审批等阶段。这些环节琐碎却又十分重要，如果药企独立研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导致前功尽弃。而借助于CRO模式，可以有效降低药企的投资压力与系统风险，让其将主要资金和人力聚焦在更为重要的疾病机理研究及新药靶点等核心研究业务上。

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李革先联系了一家熟悉的美国药企，对方很满意他的专业背景，顺利开启了合作之门。借此契机，李革将药明康德的商业模式正式从“研发新药”转型为“新药研发服务”。

新赛道的跨越使药明康德正式开启了国内CRO行业之先，李革也成为了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产业的开创者。

转换赛道后，药明康德受到了风险资本的追捧。有了资金支持，李革在上海建设起一座大约6500平方米，拥有6间设施完善的实验室，并配有世界级标准的超精密仪器设备的大型研发基地，真正走上了CRO之路。

此后李革及几位在海外工作的合伙人曾经的人脉也帮上了大忙，他不仅从老东家PDD那里拿到订单，还通过PDD又与欧美等国际药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他在医药领域的专业背景也吸引了富达、大华创投、泛大西洋资本等境外资本的投资。

凭借自有的领先技术以及中国本土的人才优势和扶持政策，药明康德迅速在国际CRO厂商中取得了成本领先的地位。

2002年9月，李革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全球制药业年会上，作为中国区唯一的医药研发机构代表做了主题演讲。随后，上海市以及浦东新区的领导陆续到药明康德调研，外经贸部一位领导更是调研后寄语药明康德“珍惜时代，珍惜机遇，珍惜自己”。

药明康德也确实没辜负时代赋予的机遇，当时由于国外药企研发投入增长与研发回报率持续降低，从而催生了更多外包需求，这给药明康德带来了可观的外包订单。

利用自身建立起来的小分子药物研发技术平台——“药物模板”核心技术，药明康德的研发实力得到了客户的一直信赖，国际排名前十位的制药公司有九个都成为了药明康德的客户。

2004年4月，药明康德高科技园区投入运营，研发空间从6500平方米扩展到1.25万平方米。沿着早期药物发现和CRO模式，企业效益和规模也在飞速增长。从2006年开始，药明康德的销售额以42%的复合增长率飞升，远超同期国内其他生物制药公司的平均增速。

2007年8月9日，药明康德正式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首批赴美上市的生物制药企业。

因为从事CRO的模式，药明康德当时被业内称为“制药界富士康”。可李革对这个称呼并不认可，他觉得，药明康德和那些只为了赚钱而从事一些简单重复劳动的外包公司完全不同。

在李革看来，药明康德参与国外药企研发项目的外包行为，其实是在不断吸收和汲取国际化医药研发创新经验的过程。这不仅为中国制药业搭建了新药开发的技术平台以及药物前体储备库，更为中国药企创造国际化的研发环境和条件，带动着医药研发领域“中国制造向中国研发的转变”。

在纳斯达克上市后，药明康德不仅继续在药物分子设计、生物分析服务、处方研究和制剂服务等领域不断进军，还在李革构建的“医药研发领域的一体化平台”规划下，开始布局生物制剂和医疗器械等领域。

经过一番慎重考察，2008年初药明康德并购了在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都颇有建树的美国AppTec，并将公司改名为Wuxi AppTec。

药明康德本想借助美股成熟的资本市场一路壮大，成为标杆医药中概股，可惜随之而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新组建后的药明康德发展并不顺利，AppTec的商誉被一次性减计了6050万美元，药明康德不得不靠中止部分业务和减员来缓解压力。

2014年开始，伴随美股市场的动荡影响，作为中概股的药明康德再次高开低走。事实上，药明康德当时已在基因测序、原料药、材料表征、细胞疗法等领域不断投资，却依旧遭到了美国投资者的冷遇，因为华尔街认为这些举措明显超过了CRO公司的业务范围。药明康德股价也迅速下跌了20%。

西方不亮东方亮，恰好此时，国内A股市场风起云涌，高估值和流动性充裕的优势与美股市场上灰头土脸的中概股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在创业板上市的CRO“新秀”泰格医药估值达到了109亿元，PE为71倍，而同样从美国折返的恒瑞市值则已经超过800亿元。

药明康德选择回归成为当时再自然不过的选择。2015年，药明康德正式宣布私有化，当时市值约为3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0亿元。

药明康德这边刚从纳斯达克退市，熟稔资本运作的李革随即联合外部PE机构以“一鱼三吃”方式将母公司拆解为三个企业重新上市。可以说，作为已经跻身世界CRO榜单前列的药明康德，在资本运作上也远超同行。

2015年4月，子公司合全药业率先挂牌新三板，后于2019年6月宣布退市；2017年6月，药明康德又分拆公司药明生物登陆港股；2018年5月和12月，药明康德分别在上交所上市和港交所上市；2020年11月，药明康德旗下的药明巨诺在港交所上市。

而被称为“A股首只独角兽公司”的药明康德回归A股后，上市一个月的涨幅就高达417.34%，市值超1200亿，闪电般跻身到国内医药千亿市值俱乐部。

在美股、港股、A股、新三板统统走了个遍的药明康德，堪称一部中国药企的创业、上市、投资、并购史，李革也被誉为最懂资本市场的“医药大佬”。

业务拆分后，药明康德依旧是承做化学药临床前CRO和临床CRO业务；药明生物负责生物药CRO、CMO业务；药明巨诺负责细胞治疗业务。旗下多元化业务则由毓承资本（医药投资）药明明码（基因检测）等子公司负责。

上市后的“药明系”借此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与闭环，客户遍布全球，承载着国内外几千个项目，涵括了从研究探索到商品化生产的一体化平台模式。

正是基于这种平台化模式，有人将药明康德的新平台模式比喻为“医药界的阿里巴巴”。李革自己却将其平台模式总结为“新药研发的马拉松”。他认为研发服务平台是最具活力的跑道，从研究，到开发，到市场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站点的接力选手，各自只需跑好自己最擅长的一棒即可。在他看来，这种接力跑的形式，成功机会远比一个选手独自跑完大得多。

药明康德开放式的平台体系，也确实给了各类医药研发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助力。比如一家只有2、3人的初创公司能在短短18个月内，实现从项目启动到以1.4亿美元被收购的神速跨越。

或许是由于市场对药明康德在行业地位的高期待，虽然在2019到2020年一年时间内，药明康德遭遇了股价动荡以及大股东减持等不利事件，但企业市值不跌反涨，继续一路攀高，突破了3000亿元市值。

到了今年下半年，药明康德的股价更是一飞冲天，直接飙升了1000亿元，A股和H股双双达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规模，成了中国医药界当之无愧的龙头公司。

目前，李革的“药明系”已经在中国以及欧美等地设有27个运营基地和分支机构，为全球超过3000家客户提供小分子化学药的发现、研发及生产的全方位、一体化平台服务。药明康德也成为全球医药研发领域少有的覆盖全产业链的新药研发服务平台以及中国最大的医药外包服务公司。

不过药明康德成功的更大意义在于，李革所创立的“药明康德模式”通过一体化开放平台引领了中国大量相关企业的成长，培养了众多的医药研发人才，使医药研发服务这个行业规模在中国从无到有，使得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越印度成为世界医药研发服务业的首选地，并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药物研发中心。

单从这点来说，李革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的愿望似乎已经实现。

只是那个“让天下没有难治的病”的愿望，目前来看，还尚在途中，而我们也格外期待李革这个愿景实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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