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沙坪坝站买一张高铁票，最快只需要1个小时零2分钟，就能到成都东站。

这是千百年来，从渝州到蓉城最快的速度。

但这个最快纪录，很可能将在3年后被再次刷新。

在建的成渝中线高铁计划2027年底通车，到时候，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到约50分钟。

时空距离极大压缩的背后，是两个西南大城的一体化进程。

01 巴蜀往事越千年

重庆和成都，地理相连，文化相似，经济相融，但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城市性格。

历史上，这一对中国西南的卧龙与凤雏，既分离又重合，既合作又斗争，相爱相杀，俨然欢喜冤家。

《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世战争”。《资治通鉴》则说“巴、蜀相攻击，俱告争于秦”。

抛开远古传说的部落时期暂且不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江州(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就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政治单元。

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带兵灭了蜀国和巴国，在成都和江州分别设立了蜀郡和巴郡，将两地纳入秦国版图。

此后漫长的古早岁月里，重庆和成都各自生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成都地处盆地与平原，气候温润，雨量丰富。

李冰父子主导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极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使之成为土壤肥沃、物产富饶的地区，被誉为“天府之国”。

秦汉时期，成都以盐、冶铁、金银、茶叶、丝织等商业市场闻名全国。唐朝则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是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北宋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在成都，足见古代成都商贸流通的发达。

相比之下，重庆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76%，丘陵占22%，河谷平坝仅占2%。

这种地形使得重庆的农业规模化生产难度较大。地形和生产力受限，导致古代重庆不利于商贸流通，发展缓慢。

因此在农耕时代，重庆发展是落后于成都的。城市权重方面，也同样如此。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让成都首次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成都也当过三个割据政权的都城。

而在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时代，成都大多数时候都是四川的行政中心，一直延续到民国和新中国时期。

重庆这边，自秦以来设为巴郡之后，行政区划频繁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庆分别成为荆州、益州、巴州、楚州的一个辖区，到了隋唐才有了渝州之名，到了北宋才成为重庆府，在地理意义上首次有了“重庆”之名。

至于都城，重庆仅仅做过11年、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夏”政权都城。

可以说，在古代巴蜀的竞争比拼中，重庆是落后于成都的。直到19世纪末，重庆才看到了逆袭的机会。

02 重庆“城运”的三次逆袭

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骤减，经济凋敝，元气大伤。后来，清廷实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才逐渐恢复生气。

随着长江航运的发展和大量外省移民的迁入，重庆的城市功能和权重得到了提升，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工商城市。

乾隆时期的《巴县志》记载，“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易迁”。

但即便如此，相比省城成都，重庆仍有差距。

重庆的第一个“城运”转折点，是1891年重庆开埠。

在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不平等条约下，重庆被迫成为西部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外商在重庆开起了洋行、工厂和运输公司，做起了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生意。

19世纪末的重庆，开始成为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大量新机器、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商业理念涌入。

尤其是川江航线行驶机动轮船之后，重庆的进出口货物猛增。相关资料显示，1891年开埠到1930年的40年间，重庆进出口商品值增加了24.7倍。

至此，重庆摆脱了农耕时代丘陵地形的束缚，迎来了自己的大江大河时代，强势开启工业化进程。

重庆的第二个“城运”转折点，是成为抗战陪都。

1928年成都正式建市，为四川省会，一年后，重庆建市，为四川省辖市。彼时的成渝两城，在城市规模、人口、经济方面已不相上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金融机构、大中专院校涌入重庆。

此后的8年时间，重庆既是“战时首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无论城市权重地位，还是经济体量，重庆都已超越成都。

到1949年，重庆建成区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120万，成都建成区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约61万。

此时，重庆的工厂数量已占到四川的60%，成为了一座重工业城市，而成都则以轻工业为主。

重庆的第三个“城运”转折点，是1997年再次直辖。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和成都继续展开四川“一哥”的较量。

1954年，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辖市，在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上被省会成都反超。

尽管举全川之力建设成都，但重庆仍是四川工业“一哥”，尤其通过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重庆的工业体系进一步做大做强。

1978年，重庆GDP达到71.7亿元，排名全国第四，而成都仅有35.9亿未能排进全国前十。

1983年，重庆获批国家首个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而成都到1989年才享有这一权限。

1997年，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重新在行政级别上超越成都。

脱离了四川省的直辖新重庆，发展一日千里，无论是面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已相当于一个省的体量。

03 成渝联手干大事

由于历史、行政区划和地缘原因，成渝两地长期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特别是重庆直辖后的20年，这种竞争进一步加剧，从产业、招商、交通到文化、体育、旅游，最后化作蔓延至民间的口水战。

只是，相爱相杀多年的两兄弟，终究在时代的意志和召唤下联手，共同打造中国城市群“第四极”。

2020年1月3日，最高领导人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

彼时，重庆GDP已迈入2万亿俱乐部，成都GDP也突破了1.7万亿（2019年），两个城市都被赋予了国家中心城市地位。（中国城镇体系规划设置的最高层级，一共有9个城市）。

但显然，国家层面需要成渝承担更大的使命与责任——在中国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而这个任务必须要成渝联手甚至深度融合才能完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双城经济圈规划建设纲要》明确：要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

这个经济圈以重庆和成都为两个核心，同时将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14个城市纳入。经济圈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1亿。

2020年3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反复提到3个关键词：“一盘棋”、“一体化”、“一家亲”。

双方将共建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重大开放合作和重大公共服务项目。

于是，轰轰烈烈的成渝双城记开始上演。

04 “双核”强

双城经济圈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启已有5年，按照官方说法，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进入到相互赋能、深度融合、量质齐升的新阶段。

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已达到近8.2万亿的规模，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30.4%。

据媒体报道，川渝实施共建了300个重大项目，已共同培育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软件和信息服务、高端能源装备、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和4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新材料）。

在“一盘棋”方面，川渝两地建立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制定贯彻落实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联合印发100余个政策文件，注重政策共用、事项通办。

在“一体化”方面，川渝两地围绕川东北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成渝中部地区协同发展、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布局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等10个合作平台。

在“一家亲”方面，川渝实现城镇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跨省互认、公积金互认互贷、多种电子证照亮证互认、社保卡服务通办等。

11月28日，第三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和四川省联合向全球推出200个投资项目。

涉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文化旅游、园区开发等领域。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明显，而决定这一战略持续走深走实的关键，在于重庆和成都的“双核”联动联建。

换句话说，“2＋14”的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引擎还是那个“2”。

要知道，2023年重庆主城都市区GDP总量达约2.3万亿元，占重庆市的比重为76.7%。成都市GDP总量达约2.2万亿元，占四川省比重为36.7%。

成渝“双核”强，则双城经济圈强。

因此，在川渝合作框架下，重庆和成都共谋做强“双核”，聚焦“五个互联互通”，合力推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西部科学城、西部金融中心、现代化国际都市建设。

巴山连蜀水，往事越千年。

也许，中国西南再无成渝争霸，只有成渝共建。在城市命运共同体之下，竞合关系的主次已变为合作大于竞争。

长江嘉陵江的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府南河边茶馆的麻将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唯有成渝之间的车流、人流和心流，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