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沧海明月生

编辑 | 刘景丰

地处亚、非、欧交汇处的中东，因为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一直被视为世界“火药桶”。

如今，中东的战火，愈演愈烈。

从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者纳斯鲁拉被以色列军方精准“斩首”，到以色列货轮在红海遭到胡塞武装炮击，再到伊朗的一百多枚火箭炮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以色列与黎巴嫩、叙利亚冲突进一步升级……

中东，像一个正在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战争之下，不仅百姓处境艰难，血泪与战火交织，危险与饥饿并存，妇孺老幼举目无依，断壁残垣肝脑涂地；商业机器也会遭遇无情打击，生产和工作也变得难以为继……

人生如逆旅，从来不乏逆行而上的孤勇者。生活如此，商界亦如此。

此起彼伏的地缘冲突，让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出海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战争的威胁，如何在战争中生存、维持商业的运转，是勇敢出海人的新课题。

实际上，很多出海人，从来不会因为战火的威胁，而放弃梦想。过去，也曾有许多远赴重洋的中国人，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在战火过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

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2003年，美国大兵的装甲车在巴格达街头呼啸而过时，陈宪忠的餐馆里，淡蓝色的灶火舔噬着锅底，中餐特有的香气，洋溢在火药味浓烈的伊拉克上空。

陈宪忠出生于吉林省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退伍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个专业在国内很难找到对口的岗位。可毕业后的陈宪忠正赶上改革开放，以石油富足于世的中东，向国内劳工打开了国门。机缘之下，陈宪忠随国内劳工前往伊拉克谋生。

不久，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先后爆发。而此时的陈宪忠，已经成为国内一家企业委派到伊拉克的驻厂代表，负责在联合国决议许可的范围内与伊拉克开展贸易往来。

两年后，厌倦了固定工作的陈宪忠，决定下海经商。靠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陈宪忠一入行就将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对首都巴格达狂轰乱炸时，陈宪忠有一笔价值150万美元的纺织品，被滞留在伊拉克南部港口乌姆盖斯尔。

两周后，美军全面占领巴格达。正在绝望的时候，他却意外地收到了全部货款。

自此之后，陈宪忠坚信，伊拉克是一片值得投资的商业沃土。他果断抓住战后重建机会，在巴格达最繁华的购物街建起了一座中国城，专销物美价廉的国产小商品。

在当地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宪忠，深谙当地土豪的尊卑喜好。积攒了第一桶金后，他又在伊拉克国家大剧院附近开办了中国餐馆“宴龙湾”，餐馆内配置的是中国特色的圆形餐桌，以及象征着皇帝专用的龙纹高背椅。

此时的巴格达，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敢公开经营餐馆的人寥寥无几。

劫后余生的人，往往需要靠美食来弥补历经的苦难。而陈宪忠精准地抓住了这一心理，他将中餐馆里的主厨全部换成伊拉克人，然后从国内订购了4集装箱面粉、调料、酸菜和一批厨房用具。

那时的他踌躇满志：“我一定要开一家伊拉克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国餐馆。”

树大招风，陈宪忠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麻烦也接踵而至。

因为餐馆销售酒水，伊拉克的清真教徒不停地向他的餐馆加征新税种；因为害怕被绑架，餐馆里的几位中国员工选择了回国；自杀性袭击时有发生，一次爆炸波及到了正在营业的“宴龙湾”，伤者残骸散落到餐厅的各个角落，用餐者被吓得四处奔逃。

更可怕的是，2005年3月陈宪忠在前往菜市场采购时，遭遇了三名歹徒持枪抢劫，被车强行拖拽了几十米，直到附近的居民开枪赶走了歹徒，这才让他侥幸活了下来。

最危险的时候，他在每个房间里都配备了枪支，经常入住的房间还配置了两把，一把AK47放在桌子下，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正如他所言：“这里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任何时候，我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生命。”

时过境迁，随着伊拉克局势趋于稳定，如今的陈宪忠在巴格达购置了别墅，娶了一位当地的年轻女子，育有一个混血孩子。放弃了餐饮生意的他，又开辟了新的赛道--伊拉克方龙贸易工程公司。

谈及未来，陈宪忠充满憧憬：“我喜欢这个国家，因为我淘的第一桶金是在巴格达完成的。”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铁锈。

同样是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陈宪忠在别墅里抽雪茄品红酒时，以色列的Linda，却躲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

Linda来自中国河南，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她，像大多数同龄女性一样选择了夫唱妇随。2014年，因为丈夫工作需要，Linda随迁到了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在一家中餐馆担任经理。

看似安稳的生活，其实已经埋下了暗雷。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定居于特拉维夫的当年，Linda便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当时的她正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一声凄厉的警报突然响起，公园里的游客纷纷奔走避险。随后，附近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

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Linda，吓得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后来还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她才带着孩子逃进了防空洞。

七年后，这次记忆中的劫难再度重演。

2021年5月10日深夜，正在睡梦中的Linda被警报声惊醒。

每年5月是阿拉伯人的斋月，也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最容易爆发冲突的时间。对此司空见惯的Linda，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来不及跑到就近防空洞，她只得下意识地躲在楼道转角的楼梯处。然后在那里，她听了一夜火箭弹与防御拦截系统撞击发出的爆炸声。

哈马斯武装组织的袭击大多在夜间进行，尽管危机重重，但生计还得继续。

白天，Linda一如既往地前往餐厅工作，下班后还需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听到警报即刻带着孩子躲进防空洞，短短几天，她已经往返防空洞四十多次。

除了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矛盾也是暴乱的源头之一。在特拉维夫街头，Linda经常看到两拨人互扔催泪弹，还有人打砸抢烧，现场根本看不到丝毫发达国家的影子。

比起暴乱，肆虐的疫情更令Linda的生活雪上加霜。

原本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Linda不知道。在与国内的家人视频通话时，看着视频里焦灼不安的双亲，Linda泪流满面。

比起Linda这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前往以色列打工的普通中国工人似乎活得更通透些。

人口不足千万、人均教育水平却领先全球的以色列，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本地居民寥寥无几。为了维持国家运转，整个国家不得不依赖大量外籍劳工。

其中，中国籍劳工人数大约在2万左右，从业者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餐饮行业。按人民币计算，建筑工的日薪基本维持在600-1100元，高级工和长期工可达1600元左右，对于不少缺乏学历的中国籍民工而言，这样的薪水颇有诱惑力。

然而，自今年10月1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攻击后，不少在以色列的中国打工人纷纷放弃了高薪选择回国。

在以色列务工八年的于宏（化名）就对连线记者表示：“去以色列挣钱，也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没必要把性命搭在那里。”

历经战火后的废墟，有人看到了满目疮痍，有人看到了遍地黄金。

无疑，余明辉就是那个自带商业天眼的先知者。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部队退伍的余明辉被分配到河南南阳淅川外贸局，并于几年后被提拔为副站长。

九十年代，改革的春风逐渐吹到了中原腹地，余明辉意识到是时候走出眼前的这一方天地了。于是，他从1994年起连续五年尝试拓展海外贸易，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中东。

2001年，余明辉来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租下了几间简陋的民房设立了经贸办事处，主要销售中国的瓷器、服装和纺织品。

一切刚步入正轨，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爆发了，随后美军入侵阿富汗，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值此危机时刻，余明辉反其道而行之，他通过伊朗的外交部门拿到了前往阿富汗的签证。

2002年3月，当余明辉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尽管沿途被堡垒机枪戒严，但透过当地衣衫褴褛的居民那面如菜色的脸，他敏锐地从中窥见商机。

第二年夏天，余明辉再次来到阿富汗。

在当地政府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协助下，他获取了在阿富汗从事经贸活动的营业执照，并成立了阿富汗办事处。

随后，阿富汗的批发市场，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日用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东产的CD机，江苏产的毛毯，上海产的药品……

战争结束后，余明辉开始做起了战后重建的市场。土地贫瘠的阿富汗，矿产资源却极其丰富，意识到这一地缘优势的余明辉，当即从河北钢铁集团聘来工程师，注册起了“明海钢厂”。

从这时开始，余明辉便不再满足于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工业领域。短短几年，他带领团队先后投资建设了三家工厂，其中效益最好的明海钢厂产量供不应求，其经济增长远超国内的钢铁厂。

参与阿富汗重建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余明辉意识到，欧盟、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甚至连侵略者美国都在阿富汗设立了项目中心或商务中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阿富汗竟然没有一处商业落脚点，境内的中资企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散沙状态。

无论是从长远发展还是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建设中企在海外的“大本营”，势在必行。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布，让余明辉找到了建设大本营的契机。2014年，他规划的“中国城”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立项，2017年，阿富汗的几名地产商作为该项目的股东负责建设施工。

历时两年，一栋10层连体双子塔结构的建筑拔地而起。

尽管施工期间，项目也遇到了来自军阀帮派的骚扰敲诈，但在余明辉与地方势力的交涉下，“中国城”还是在2020年6月30日宣布营业，并先后引进了电缆、塑料、油漆、日化、鞋服等六家工厂。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工后的“中国城”，不仅跻身为中阿经济走廊的支柱产业，更成为中国企业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

根据2024年5月的报道，阿富汗市面上80%的商品都来自中国，尤其是浙江人和福建人经营的商人群体，已经通过“中国城”在阿富汗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

不过，毕竟余明辉在当地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深谙当地风土人情的他也坦言：“在阿富汗做生意，不能照搬中国经验。”

交通不便、派系林立、信息不畅、政府部门效率低下、设备设施稀缺等问题，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商业的死敌。

在坎大哈经商的孙飞，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命运，是我在两年前站在十字路口作出的选择。”

2019年，长期失业的孙飞在一名阿富汗留学生的介绍下来到了阿富汗，历经一个月的考察后，他将投资地选在了坎大哈。考虑到阿富汗落后的经济现状，再加上他一起有过出口销售LED的经历，他最终确定商品为家用节能灯和白炽灯，或带有钨丝的灯泡。

孙飞和他的阿富汗客户。图源：孙飞的自拍

可第一次生意，就让他遭受到人性的毒打。出于信任，他将7万元的货物交给了阿富汗留学生的亲戚带往喀布尔，可却落得财物两空，对方失联的结果。

他尝试过向法院和警察寻求帮助，发现也只是徒劳。这里的政府部门每天都在处理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件：女婿骗岳父、兄弟互殴出人命、警察徇私等层出不穷，相比之下他那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起财产损失，更致命的是随时都可能要命的恐怖袭击。

一次孙飞正在店里喝茶玩手机，突然听到一阵爆炸声，后来他从新闻上得知，有人骑摩托车往警车里扔了一枚手榴弹，车内的警察被炸断了双腿，爆炸地离他近百米远。

如此以命相搏的生意，所得利润也显得很鸡肋。孙飞每月销售额在50-80万元，利润大概是1-3万元，还比不上在深圳做销售的朋友。

尽管如此，孙飞也没有离开的计划。

一方面，年龄超过35岁的他，回到国内也找不到高薪工作，贸然转行似乎也看不到好的出路。另一方面，坎大哈的房价相当低廉，即便是孙飞在富人区购置的豪华别墅，每平米也只要130美金，孩子可以读当地的国际学校，依据他的收入，一家人可以在当地生活得很舒适。

未来，他还准备在巴基斯坦开创一家分公司，待分公司业务稳定后就将家人接到阿富汗的豪宅里。

不过，他也表示：“未来的事变化很大，人生还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火中取栗、刀口舔血、虎口夺食……或许这样的词汇，才是对当下中国商人在中东的真实心态。

炮火连天的中东，于中国而言，是危机，也是转机。

一方面，作为全球石油的主产区，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或出口受阻，从而影响全球油价。而中国作为石油依赖度超过70%的消费大国，高油价将增加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进而传导至各个产业，推高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滞缓经济增长。

可另一方面，拥有人口4.5亿、其中年轻人占比高达60%的消费群体，又为中国出产的各类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号称“基建狂魔”的中国也有机会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的优势，分到战后重建的一份蛋糕。

商业的本质，是一场幸存者游戏，只有强者才能笑到最后。

如何在中东战火中脱胎换骨，这对在中东延续商业火种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