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至少900万吨蔬菜从寿光走向全国各地，摆上十几亿人的餐桌，不起眼的小县城（县级市），却是广大民众一日三餐的菜篮子。

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寿光蔬菜有至少60万亩的种植面积，年产值110亿元，年交易额200亿元，也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

蔬菜自由来之不易，从贫困县到撑起全国人民的饭桌，再到摆脱洋人脸色，山东寿光是民生温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贫困县到蔬菜之乡

山东人在种菜这件上，仿佛天赋异禀，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齐民要术》，便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山东寿光人所撰。

但寿光种植蔬菜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的主粮温饱尚处勉强状态，寿光一直是以粮食种植为主，这般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也让寿光一直都是山东省最贫困的县市之一。改革开放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加之鼓励农户承包生产的政策，为寿光的日后的蔬菜产业带来了契机。

八十年代伊始，结合土壤类别、地理优势，寿光县政府提出了调整农业布局的政策，明确了“南部种菜，中部种粮，北部开发盐”的发展方针。

寿光之所以会提出“南部种菜”的方向，是因为南部靠近胜利油田，围绕着油田相关的家庭占据绝对比重。彼时的胜利油田有着至少30万工人，也出于最大限度保障油田的生产生活运转，在最初的“粮转菜”过程中，胜利油田的工人们，是寿光菜农初步汇集成市的重要助推力。

寿光因此自发形成了马路市场，而同时期中，甚至连城里都还没有市场综合治理的概念，在一众广大农村里，寿光抢先摸清了初步市场化的道路。

寿光县委办为此专门划出了一块场地予以菜农交易，便是最早的寿光蔬菜市场，从5亩地起步，慢慢扩大到了300亩，直到变成今天亚洲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八十年代末，在主粮温饱政策之外，蔬菜需求亟待解决，国家农业部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具有先发优势的寿光慧眼识先机，为此专门展开了一场专题报告——《全县都要参与蔬菜大流通》。山东近京，寿光本地菜农开始把菜卖到了北京去，冬天囤积大白菜一度是早年北方人的时代记忆，但随着京郊大白菜的广泛种植，寿光连续四五年出现了白菜滞销、丰产不增收的尴尬状况，寿光的蔬菜产业也在困顿之中寻求转机——要种只有寿光能供应的蔬菜，比如冬天的新鲜黄瓜。

放到如今，想吃黄瓜一年四季都行，不过是动动手指的平常事，然而现在能有随时随地吃到任何蔬菜的便利，寿光功不可没。

1989年，寿光第一批要反季节种黄瓜的生产队，砍掉了20多亩快要成熟的玉米，建起了蔬菜大棚，只几个月后，新鲜黄瓜便在风雪寒冬中上市了。从来没在冬季菜场上出现过的黄瓜，在春节期间卖到了每斤10元的高价，而彼时的猪肉价格，也不过2元一斤。

卖了一季黄瓜之后，17个带头建大棚的人，收入最少的也有2万出头，在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仅2140元到时候，一下子都成了万元户。

有关财富的消息总是蔓延最快的，次年，寿光的蔬菜大棚数量一下子飞涨到5000个，1991年，又新建立起了1.3万个，开启了寿光的“蔬菜大棚时代”，反季节蔬菜培育的展开，终结了北方人冬天只能啃大白菜的历史。

与此同时，寿光为北京亚运会供应了蔬菜300万公斤，随着蔬菜的进京通道逐渐成型，大体量的寿光开始转型为全国蔬菜的集散中心。

这个贫困县的收入也实现了逆袭，2000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为2253元，山东省为2659元，而寿光则达到了4010元。

作为全国第一寿光赢在哪里？

蔬菜进京一事，按距离来说，理应是与北京直接接壤的河北近水楼台先得月，事实上却被离得更远的寿光拔了头筹。

菜篮子不止一个，不仅作为全国第一，寿光还将蔬菜第二大省的河北远远甩在身后。与河北的蔬菜产业对比，寿光蔬菜的领先优势是多方位的。

首先在蔬菜内销上，河北便比寿光略逊上一筹。

在京津沪市场争夺战中，河北蔬菜进入北京市场的途径，主要靠蔬菜经纪人自发进行组织，既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专门的销售场所。河北省农业厅的调查数据显示，河北蔬菜进入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蔬菜市场过程中，只有 30%是由河北省经纪人在运作，其他70%则由外省经纪人到河北省往外贩运。

相比之下山东省有组织的蔬菜销售大军高达 150 多万人，且多数受过专门训练——蔬菜产量大的乡镇建立蔬菜购销公司，蔬菜生产集中的村建立蔬菜经销点，商业、供销部门也要分配相应的蔬菜销售任务。

20世纪80年代的寿光，已经与北京8个区的蔬菜公司和5个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联营关系，用长期合同取代此前不稳定的零买零卖模式。

反观河北，受过专门培训的、有组织的专业销售队伍少之又少。早年活跃在河北硬果番茄出口生产基地的经纪人和收购商有 120 多个，大多来自山东、广东、黑龙江等地，河北本省的几乎没有。

囿于专业组织的缺乏，个人的小农模式经营下，河北省的菜显得十分“原生”，从地头采下后直接进入市场，甚少经过选择、包装等加工环节。

河北重生产轻销售，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家一户分散的经营模式，规模化程度低，致使其蔬菜销售在京津沪等高端市场不具备竞争力，销售价格也始终上不去。

而来自山东寿光售菜车已经进化到多数都是大卡车，且基本上都是净菜，用塑料袋做了精包装。显然面对大众消费者来说，卖相更好的精菜更受欢迎，以至于山东的蔬菜价钱虽贵过河北，但依然比河北菜的销路更好。

品牌打造上，寿光也遥遥领先。

为了做大龙头企业，寿光市每年都落实贷款贴息，并从税收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培植起了天成食品、万友食品等40 多家有较强实力的龙头企业，并积极扶持以连锁经营、超市配送、冷链贮运为主的蔬菜商品化处理链条，注册并做大了乐义、农圣庄园、洛城、燎原等数十个蔬菜品牌。

其次在蔬菜出口上，寿光的影响力也是举足轻重的。

2002年和2010年，山东隔壁的韩国发生了两次“泡菜危机”。尤其是2010年，因为白菜供应短缺，韩国一棵白菜的零售价涨到了1.3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2元)，另一原材料白萝卜，价格也涨了两倍多。于是，大批白菜从山东出发渡海，韩国的人日常餐桌，也得仰仗寿光解困。

对比同期数据，河北省彼时蔬菜产品出口量的 96477 吨，仅为山东蔬菜出口量的 4%，只占河北蔬菜总产量的 0.1%，与全国蔬菜生产第二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比之寿光，河北蔬菜重低端市场占领，轻高端市场开拓，形成了高市场铺货率、低市场知名度的鲜明反差。

而早早品牌化的寿光蔬菜，能在“菜博会”上一届时间便签下100亿的蔬菜订单，豪横的寿光也成了全山东第一个存款过900亿元的县级市。

中国种业硅谷

正如前文所述，比之其他蔬菜大省，寿光有“能种他地之不能种”的优势。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能种”，并不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土地条件不好，而是种菜产业曾经也和芯片一样，“卡脖子”问题严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寿光的蔬菜产业刚刚开始发力“淘金”的时候，“卖铲子”的海外蔬菜种子巨头们，闻着味儿就来了——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美国圣尼斯、以色列海泽拉、荷兰德瑞特、荷兰纽内姆等种业巨头纷纷进驻寿光。

洋种子攻城拔寨的势头十分凶猛，本土种子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仅如此，外资已在蔬菜等农产品流通流域深度渗透，对农产品交易议价权虎视眈眈。

以2010年寿光当地的情况做粗略统计，每年种子的交易额在6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超过4亿是洋种子。尤其是圆椒、长茄、西红柿等蔬菜品种，洋种子占据了绝对份额，甚至超过了90%，呈垄断之势。

长茄
长期被洋种子垄断的品种

且这些洋种子大都只有研发技术属于外资，育种、分装、销售等上下游环节都在国内完成，或仅在国外完成一些简单的加工工序。由于国内人工成本较低，洋种子的育种成本并不高。一粒成本仅一分钱的种子，对国内菜农要价两毛、五毛甚至一元一粒也是常有的事。

一袋番茄种子1000粒，价格在480元至560元中波动，寿光每年需求在14万袋左右，就得花7000多万元。老百姓种一亩地，光种子钱就得花2000多元，实打实“炒盘西红柿鸡蛋也得看洋人脸色”。

因为好的种子并不能凭空造出来，要培育出一个口感好、抗病性高的优质品种，就必须要找到拥有该基因的父本和母本，龙生龙,凤生凤,先得有优秀的种质资源，才能尝试培育出优秀的种子。但在蔬菜领域，尤其在育种源头的种质资源丰富性，以及性状基因的挖掘方面，国内只能无奈望洋兴叹。

但寿光作为中国“种子硅谷”，自然也走在了攻克蔬菜育种工程的前列。

“一村一品”是寿光蔬菜产业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和硅谷很相似，特色产业高度聚集，且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招牌产品。

近年来寿光一共培养起了15家育种企业，其中7家种业龙头，自主研发蔬菜品种将近180个，种苗年繁育能力18亿株，全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已提升到了70%以上，产值突破10亿元。其中黄瓜、圆茄、丝瓜、苦瓜、豆类、西葫芦、甜瓜、樱桃番茄等作物国产种子市场占比达到90%以上，实现自给。

且得益于寿光人寻找种质资源的脚步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目前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的种质资源库共有育种材料2.5万份，已经是山东最大的蔬菜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十数年间里，各种合纵连横在寿光轮番上演，全球最大蔬菜种子公司圣尼斯被孟山都并购，拜耳又并购了孟山都；而中国化工则收购了仅次于其的先正达后，这家全球农化巨头的实控人变成了国务院国资委，有望成为科创板最大IPO。

至此，在农化种子这个高度集中化的市场里，尤其是高端品种上，中国也能同海外巨头掰一掰手腕了。

毫无疑问，在蔬菜产业上，山东寿光这个不可小觑的“中国种业硅谷”，还将乘风破浪。

参考文献：
1.洋种子占据中国第一菜园90%市场份额 |中国证券报
2.《农村工作通讯》2024年第1期 | 探寻新时代“寿光模式”的产业魅力——山东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观察 |潍坊三农发布
3.蹲点深一度｜种子困境如何解？记者蔬菜之乡探秘蔬菜“芯片”|民生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