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肉是春晚中除小品外，稳住年轻观众的保留菜式。从高歌《冬天里的一把火》的费翔，再到宣告《我们都是追梦人》的TFboys和吴磊。这32年的鲜肉谱系流变，折射的是电视工业语境中的大众审美趣味。

无疑，晚会和鲜肉都是用来安抚观众的。他们为那些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办法。在理查德·戴尔理论中，明星被视为一连串的符号。他们在大众文本中以“子文本”的形式存在，拥有复杂的多义性。

如果我们将春晚视为“母文本”，作为“子文本”的鲜肉们，产生了可控与多变的身量。用不恰当的比喻，是水和鱼的关联。不同之处在于，这水里可以没有“鱼”。那些鱼，也可以离开“水”而生存。

粉丝们大概都经历过这样的梦魇：平时活蹦乱跳的鲜肉，到了春晚立马像变了个人似的。少年组合唱儿歌，青年偶像让你跳健身操，禁欲爱豆热情如街道大妈。这种改变，恰恰是春晚对他们规训后的结果。

没有成名的，可以借春晚出圈，这是一种鲜肉“塑造”；已经火爆的，可以为春晚增光，这是一种鲜肉“挪用”；相同类型的，则可以被更年轻的同款替换，这是一种鲜肉“复制”；而个性鲜明又不符合春晚调性的，则可以被打包重组二度贴牌，这是一种鲜肉“再造”。

因此，春晚的鲜肉谱系充满着符号学的意义。抛开暧昧的商业逻辑，与暗涌的男色消费，我们依然能发现它30多年来不变的鲜肉生产机制和运作规律。正所谓：

春晚何尝怜鲜肉，物换星移几度秋。台上少年辞颜少，不废流量终别流。

前鲜肉时代的挪用

（2009-2012）

还能“造星”的年代，费翔是春晚塑造的初代鲜肉。他的成功，首先是一种“空间塑形”。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明星匮乏时期，对“演播空间”的填充支撑。更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渴望走出去和游子企盼走回来，这片“心理空间”的大胆对接。

作为第一个登上春晚舞台的海外华人演员，费翔被塑造成饱经海外打拼，久别故土怀抱的“寻根者”。这一形象在他演唱《故乡的云》后被定型，成为桥接晚会与海外同胞的固定纽带。

不过主动塑造毕竟有风险，它过度依靠天时地利。“挪用”作为“塑造”的变型，成为一种更省力的生产机制。2004年春晚，对周杰伦的挪用颇有点生搬硬套。节目组看中《龙拳》的恐怕是那句“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的歌词。而对于中国风说唱的官方认可效应，恐怕不再考量范围。

2009年春晚，而立之年的周杰伦快要离开鲜肉之列，动作迟滞的春晚方才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周杰伦与**带来的《本草纲目》mix《辣妹子》，是一种“再造”机制。“流行天王”与“颂歌圣女”的原初形象，被再造为海峡两岸顶级歌者的跨界组合。

而二次塑形，为的是大众心理层面的移情。2010年春晚，小虎队再聚首就是一个例证。当“小虎”已成“老虎”，三首怀旧老歌让80后童年记忆再现，为其弥合时光感伤的同时，也实现了群体认同。

这种再造还出现在2012年春晚中，王力宏和李云迪被打包成了“音乐才子组合”。春晚后更有同逛台湾、互串家门等后续八卦，不仅观众爱磕，就连刘谦也以造梗为乐。转年的春晚，就炮制了“找力宏”事件。一个是音乐才子，一个是钢琴名家，水中月镜中花，哪管由他不由他？

在春晚的“前鲜肉时代”，挪用规律基本可以概括为：上一年谁红，下一年用谁。2010年回国发展的韩庚、与同年出演《山楂树之恋》的窦骁，出现在了2011年的春晚；2011年成为“八阿哥”的冯绍峰、与同年晋升“厂花”的陈坤，出现在了2012年的春晚。

虽然紧跟上一年的步伐，但这种滞后性还是很明显的。韩庚首登春晚已近27岁，冯绍峰则是34岁，陈坤更是35才被春晚眷顾。虽不能算美人迟暮，但这些娃还嫩着的时候都没入节目组法眼，你说气人不？

这么一看，25岁首登春晚的周杰伦和林俊杰算是幸运儿了。也许歌手妙音早具，能被春晚及早发掘。而演员难免大器晚成，等到有硬气代表作的时候，已难称鲜肉。

流量分组中的重塑

（2013-2016）

2012年被金曲奖提名的林宥嘉，转年上了2013年春晚，仍是典型的“挪用”。同年春晚上的吴克群，则属于比较少见的“保送”。作为上一年度的《梦想合唱团第二季》总冠军，他获得了一个来年“闪现技能”。

除了这种内部奖励，《直通春晚》一度被诟病为走过场的保送节目。2013年节目四强“之二”的《快乐男声》冠军华晨宇、《好声音》冠军李琦也登上2014年春晚。

速度最快的应该是霍尊，《卷珠帘》在《中国好歌曲》首播13天后，就被敲定在春晚节目单上。2014年春晚两个月后，他才获得《中国好歌曲》的冠军。春晚选人走在了选秀的前头，倒是30多年的头一遭。

同样是歌手，大张伟得在上一年度的《百变大咖秀》大放异彩后，才能在春晚唱《倍儿爽》。同为欢乐歌曲，《倍儿爽》比《穷开心》小康多了；同为魔术师，YIF的出现大可视为对刘谦的“替代和模仿”。魔术总要有人变，华人魔术师在春晚的作用，仅仅是脱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引领者。

李敏镐在2014年春晚的亮相，可视为一种对外国鲜肉的“挪用”。而与庾澄庆的组合，则很好地规避了“中国年与韩语歌”的系统矛盾。《情非得已》代表的《流星花园》里的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模板，被挪用到了李敏镐身上。此刻，他不是“继承者们”，而是换脸后的“F4”。

佟大为与陆毅，在2015年春晚上出现，均体现了一种“重塑后的挪用”。上一年度佟大为从“师奶小生”转向成了《非诚勿扰》的“情感嘉宾”，加入了《四世同堂合家欢》；上一年度的陆毅，也由《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转向，携手家人带来了《幸福家家有》。在自觉不自觉的自我重塑后，春晚想要挪用的正是他们“老娘舅”和“帅老爸”的新ID。

上一年度在《绣春刀》里大放异彩的张震，也现身2015年春晚。从2013年的《一代宗师》开始，张震涉猎了此前未有的武侠题材。该年的春晚，顺势让他搭档吴京表演了武术节目《江山如画》。在身后河南塔沟少林武术学校的集体映射下，张震变身画龙点睛的武术宗师。

如果佟大为和陆毅是“重塑后挪用”，那么2016年首登春晚的TFboys就是“挪用后重塑”。春晚把他们与红果果、绿泡泡、月亮姐姐打包放进《幸福成长》，显然是将“少年”向下兼容为“儿童”。

2015年TFboys随着央视进行慰问演出，录制了央视的六一晚会，参与央视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发行了献礼祖国66周年华诞的单曲《少年说》。这一年的向主流靠拢，终于换来春晚的笑纳收编。

收编美色后的适配

（2017-2019）

不独TFboys，大多数跻身春晚的鲜肉，均在上一年递过橄榄枝。不管是五四青年节，还是央视系的公益节目，参与就相当于投“春晚简历”。

2016年的胡歌与杨洋，是“收编后的适配”。胡歌不是以梅长苏的形象出现，而是和许茹芸在泉州分会场唱《相亲相爱》，构建身份上的“两岸合作”；杨洋也不能是张起灵，而是与佟铁鑫组成了年龄阶梯上的“父慈子孝”。

同年的马天宇，在小品《是谁呢》中被适配为创业青年。他在末段出现，只是为了解开“科长”郭冬临卡里突然多出五万块的误会。以他为典型，春晚小品中的鲜肉一般以“故事扣”的身份出场，不承担过多的剧情推进。今年据传搭档谢娜演小品的肖战，可能也是类似安排（也有说该节目已经刷掉了的）。

同为盗墓IP，2016年《老九门》里的陈伟霆和张艺兴，与同年电影版《盗墓笔记》的鹿晗和井柏然，均被2017年春晚“拆分后重组”。陈伟霆和鹿晗唱《爱你一万年》，井柏然和张艺兴唱《健康动起来》，就不能让人家维持“原配”吗？倒斗世家们不仅相亲相爱，还鼓舞大家“动起来”，真费思量。

2017年的《美丽中国年》里，TFboys被挪用而未重塑。到了2018年的《我和2035有个约》里，他们完成了从儿童歌曲到青年偶像的塑形。黄渤、陈伟霆、张艺兴的《最好的舞台》，三人分别被打上了“怀旧”、“聚光灯”、“年轻”的标签。

当黄渤唱着“怀旧的风采也有自己的可爱”时，张艺兴则宣示“年轻就是王牌”。《伪装者》与《琅琊榜》中均有合作的胡歌、王凯献唱《在此刻》，正午剧倒是并未出现盗墓CP的拆分重组。

2018年的“挪用”达到了巅峰。陈晓得益于2017年的《那年花开月正圆》，郑凯是2017年的《奔跑吧兄弟》，迪玛希是2017年的《歌手》。蔡威泽的魔术，本质上仍然是对刘谦的补缺。“刘谦-YiF-蔡威泽”的模式，类于“倪萍-董卿-李思思”的迭代。要不说春晚“路径依赖”严重呢？不换人是守旧，换了人也不见得是创新。

2019年的春晚，重塑与适配是重头戏。周一围变成《办公室的故事》里的职场男，TFboys和吴磊为《追梦人》代言，白宇的《时代号子》展现工人风貌，翟天临在小品《儿子来了》演刑警，李易峰挪用上一年的篮球综艺与朱一龙合作《青春跃起来》。

适配相对于重塑，是一种更自然的使用方式。《追梦人》与《我和2035有个约》比儿童歌曲更适合TFboys，《青春跃起来》比《赞赞新时代》更适合李易峰。然而归根结底，鲜肉的使用方法论始终未能有“格局性”的突破。

其根本矛盾在于，作为综合性的晚会，春晚永远不可能按照小圈层最喜爱的方式来用鲜肉。在这种局面下，强行造梗与解读反而成了一年一度的段子盛景，这恐怕也是春晚最大的别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