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最佳创业城市:北京、广州、杭州-鸟哥笔记

自2012年起，创业邦每年都会推出“中国最佳创业城市”排行榜，通过对中国年GDP总值达到一定水平的直辖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的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创业成本等指标进行比较性研究得出排名结果。“中国最佳创业城市”评选旨在展现各个城市在吸引创业者创业上的亮点和不足，给计划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创业者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今年，创业邦选取了41个城市作为评选对象。除厦门外，其他40个城市都是GDP超过3500亿人民币的城市。在评价体系上，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创业成本和创业活力是一级评价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又设立了经济实力、融资环境、中小企业经营活力等8个二级指标，涵盖VC/天使投资事件、创业板公司数量等20个三级细分指标。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生活环境也作为选择创业地点的一个考量因素。“城市生活质量”作为一级辅助指标，从文教娱乐、医疗、交通、绿化、空气质量、置业压力六个方面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进行评价。辅助指标在两个城市排名争议较大时作为决定排名先后的因素。

各个城市用于分析的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媒体公开报道等渠道，均为2013年的数据。九次方大数据是本次评选的数据合作伙伴，提供了除VC/天使投资机构数量、额度、事件之外的大部分数据。

除了最佳创业城市榜单，我们还推出了“创新能力最强的20城市”“创业成本最高的20城市”“融资环境最好的20城市”“置业压力最大的20城市”四个子榜单。

北京的热度

这里，有人见火爆，有人觉浮躁；有人说浮躁是发展中的润滑剂，有人则称这里实际已“没戏”。无论如何，北京，或许将不再是那个惟一。

20年前，中国互联网精英们创业似乎都只选一个地方——北京。

1995年，西安人张朝阳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来到北京，先是在这里创建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久即正式推出搜狐网；“四通利方与华渊合并建立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新浪网”，则在1998年被评为“十大IT新闻”之首；同时期鼎盛的三大门户之一的网易成立于1997年5月，而毕业于伦敦商学院的香港人张卜凡差不多就在那时成了丁磊手下的一名副总裁。

那是北京互联网创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张卜凡回味地说，时至今日，“北京的创业优势越来越弱”。他对记者举例说：“现在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南方，像腾讯在深圳，阿里巴巴在杭州，”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对这个城市的另一种“叫好声”。3W咖啡与拉勾网创始人、80后创业者许单单说，他相信北京仍旧是创业人群的首选之地。“因为这里是任何idea都能被实践和孵化的地方，它为创业者们提供了丰富而快速的资源选项。”而后，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分点”)创始人苏萌、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厚普科技)董事长兼CEO龙全录都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北京是他们梦想起飞和刷新理想的神奇之地。

就像北京笼罩在不时的雾霾与间歇性蓝色苍穹下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同一座城市的不同侧面。有人见火爆，有人则觉浮躁；有人说浮躁是发展中的润滑剂，有人则称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戏”。你可以说，众多的不同恰构成了帝都北京的容量与生机。你也可以说，无论如何，北京，或许将不再是那个惟一。

“没辙”之选

张卜凡目前在国内有两家公司：一家是做互联网教育的WOWOSHARE，全称为广州喔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名为盛大文化传播(下称盛大文化)传媒公司，主要做“紧贴政府路向，结合当地特色开发的文化旅游产品和项目”。

创业邦在山西采访他时，其传媒公司恰在为著名导演王潮歌的情境作品《又见五台山》做营销推广。“我们之前还运作了王导‘又见’系列《又见平遥》的推广。”张卜凡说，“这类项目产品往往需要十分专业的策划。比如前期，先要分析这个城市或景点适合做成文化类、休闲类还是演艺类，方案制定后再与演出公司对接做出产品；后期再营销策划吸引游客过来。”他说，目前盛大文化主做“一前一后”两端。

盛大文化两年前在北京成立，目前公司有60多名员工，靠自有资金投入运作，现已实现赢利，并计划年底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做传媒类行业公司在北京肯定要有个‘点’，因为这里的人才和资源有绝对优势。”他话锋一转，“有其它城市可以选的话，我相信很多创业者不会来北京。”

北京的高房租、高(人力)成本、上下班交通问题令人头疼，另外，在张卜凡看来，北京办事效率也非常低。“简单做个比较就是，在上海一天出门办事可以做4件，那到北京也就只能完成2件。”

他告诉记者：“比如这次我来五台山是从上海飞的。上海一位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任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通过微信方式找到我之后，跟我约了几次未成。这次他问我，可否约你航班起飞之前在虹桥机场见个面？”

“你很难想象，他不是一个私人机构，他是上海的政府官员，竟然会这么积极地做事，推进。”在他看来，这位上海官员展现出的积极服务态度在北京几乎不可能见到，因为“北京总给人一种帝都不愁没人来”的感觉。

而说到创业成本，他认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的人力成本以及人才储备相差无几。“广州其实在办公室房租，人员成本，这些方面很不错。就是人才储备不够，当地市场不够大。”不过，“做互联网公司条件已完全具备。”

将传媒公司放在北京已是“没辙之选”，把WOWOSHARE 这家互联网教育公司设在广州当然更合乎情理。张卜凡说道：“真的，北京互联网创业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眼下在这个领域没什么优势。”尽管北京有各种大小会议、论坛活动等，吵吵嚷嚷的看似热闹非凡，但他认为“现在创业圈子里头，最热的东西都是在南方”。

就拿融资来说，北京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上去就连CCTV都在不停拍播这类节目，但太多作秀成份，只是表面亮丽。“你甚至很难拿到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张卜凡告诉记者，他在北京乃至国内谈过几十个VC进行融资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在国内融资的打算。“这里很多是虚火而且不专业。”他转而让哈佛同学在美国对接VC，进展还不错。“那边专业性更强，而且他们考察不同领域的项目都有一套专业工具。”

作为一名回国创业的海归，张卜凡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序的公民社会，“一步步做出来”。他坦诚目前国内在公司注册资金方面有一定改进，但是，“北京的税务政策很成问题。这点不如上海”。而且在他看来，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文化产业等领域，北京尽管吹奏出了各种美妙的号角声，但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一个企业家创业，你是否有好的项目，切入的行业是否正确，有没有资金，有没有市场，真正操作起来要解决的场地、税务等问题怎么办，这些才是实际的东西。你要看这些能不能得到这个地方合理的支持。”他说。

在北京做“慢公司”

与张卜凡不同，苏萌将北京看作是梦想开始的城市。在他看来，在当前技术颠覆式创新大趋势下，对百分点这样的科技企业正是一个绝佳机会。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大数据与推荐引擎的互联网技术公司，百分点2009年在北京成立。当时国内基于大数据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尚未出现，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苏萌博士将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以前的同学，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专业的物理学硕士柏林森。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北京成立一家借助个性化技术挖掘潜在消费者需求的大数据技术公司。

百分点很快组建了一只160人的研发技术团队，其中博士12人，硕士35人，并与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等数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只有在北京这个城市才能满足这样的人才和学术需求。”苏萌告诉创业邦。

从A轮融资起，百分点的融资情况一直进展十分顺利。“投资人看重百分点的优质团队以及行业技术与研究能力。”2011年，百分点获IDG资本与名信资本720万美元A轮投资，2013年再获IDG资本等追投1000万美元的B轮投资。2014年7月，公司完成2500万美元C轮融资。“另外，这也说明北京的投资人对于整个互联网趋势有一种把握以及很极致的商业思维。”

人才集中、融资机会多、创业氛围浓，是苏萌眼中的创业城市——北京的优势所在。“百分点从未想过会撤离北京。”今年起，他们以集团化运营方式推进业务，为了支持公司未来发展，在沈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在成都、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而说到深圳的创业，他认为：“生活节奏快，那是年轻人的战场。”

事实上，百分点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一家“慢”公司。“我们不靠关系，不急于盈利。我们只在乎产品，在乎客户，在乎技术。”藉此，百分点在竞争中厮杀出了一片天地。

在以“慢”作为公司运作的思路下，苏萌认为用“火爆”和“浮躁”两个词来描述北京不大准确：“像我们这种‘慢’的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公司的认可，目前我们的合作伙伴超过了1000家；同时，‘慢’公司理念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到了我们团队。”

浮躁是大趋势中的润滑剂

在厚普科技龙全录眼中，北京的创业优势太明显了：人才、氛围、资本、品牌、媒体。“把这些优势加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他说，北京创业越来越火爆是一种必然趋势，而浮躁则是整个发展中的润滑剂。

厚普科技本是2011年在郑州创办，最初只做信息化软件业务，当时公司设在郑州市经济开发区通信园区。“当时作为科技创业公司，我们还有政策补贴。即便是上班远一点，公司配备班车后，员工生活并未受到影响，一切都能正常运转。”龙全录告诉创业邦。

两年下来，厚普科技从单纯做软件跨入了互联网领域，成为国内颇具规模的一家做互联网公益的公司。“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人才问题。不论是互联网还是公益领域的人才，在郑州招聘方面都受到了一定制约，很难招到合适的员工。”

将总部搬迁到北京的想法应运而生。帝都北京聚集了全国90%的公益组织，而这些公益组织正是厚普科技的重要客户，再综合考虑资本和媒体方面因素，2013年底，他们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并全资收购了郑州的公司。目前郑州方面负责研发和运维，北京总部负责市场和运营。

事实证明这次搬迁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北京，只要你愿意，每天都可参与到各种论坛和讲座中去，可以广泛地挑选对个人有帮助的资源，进入新的社交圈子，甚至可以拥有私人董事会。”龙全录有些兴奋。他说，就创业氛围、人才选择，以及创业环境的成熟度来说，北京都展现出了国内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诱人景象。搬到北京不久，2014年初，厚普科技即获得了启赋资本的第一轮投资，目前公司的第二轮融资进展也很顺利。

“无论人脉还是资源，北京都可说是最优秀的。而且北京更包容。在这里你只要有想法、有理想，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只要你项目优秀，你也一定能很快找到资金，建立起一个资源圈。”

不过，对于北京的高房租、高消费、交通不便和高人力成本，龙全录坦诚，这“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一个有点严峻的考验”。

任何一个idea都可以被孵化

3W咖啡馆所在的这条中关村创业大街，眼下正变得越来越热闹。这条街上除了三年前创立的3W咖啡，还有逐渐聚集的车库咖啡、36kr、天使汇，黄太吉、西少爷等也都在附近；而地处中关村西区的这条街不远处，还耸立着微软亚太研发中心、新浪、爱国者等IT大公司。每周在这条街都会有几场上百人级别的活动，不是在街尾的车库，就在街头的3W咖啡。

“这种热度和频率是别的城市没有的。”许单单告诉创业邦，“我们位于深圳科技园区的3W咖啡，活动量在最高峰期也不如北京的1/3。”所以，氛围还是北京的好。

“因为这里的人更愿意分享和交流，不同行业的人轻易就能打成一片，可以让信息很快流通。”许单单说。北京拥有的人才基数比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里很容易找到有竞争力的人，正因如此，“北京也是一个愿意尝鲜的、有极大包容度的市场”。对于互联网创业而言，北京资源、配置都较全备，生态也成熟，所以在许单单看来，北京应该是一个创业者的首选之地。

事实上，从3W咖啡馆到3W集团，你几乎可以透视到一个迷你版的中国互联网生态圈是如何演变、迭代和成熟的。“包括拉勾网在内，这些年我们衍伸出来的子公司其实都是顺应了行业需求。正是因为在北京，有这些资源、机遇，才让这些事情可以如此水到渠成地实现。”

拉勾网是2013年10月上线的。作为一个招聘领域的新兴模式，拉勾网在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融了B轮。说起如何从做咖啡馆转向互联网创业，许单单坦诚“做咖啡和做互联网还真不是一回事”。尽管3W有一个豪华的投资人阵容，包括乐蜂网创始人、知名主持人李静，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等等，但为了使公司实现收支持平，他们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决定高薪聘请食品咖啡行业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来进行日常管理。这之后，许单单将自己从咖啡馆的具体工作中释放出来，专注地考虑如何结合自己的互联网背景资源做点事情。很快他就与团队核心成员想到将3W旗下的社交网站变身为一家垂直的互联网招聘网站——拉勾网。

目前3W集团化的生态链也浮出了水面——咖啡馆、传媒公司、拉勾招聘网和孵化器NextBig，而且每个部分都实行独立核算。

“在北京创业公司里面待一个月，就好比在外面待了三个月。这个圈子的更替和变化日新月异，我认为这和这个城市渐趋成熟的互联网生态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北京这个城市虽然拥挤，空气也不好，似乎生活内容也不是特别丰富，尤其是在圈子里，大家每天谈论的也都是创业、融资这些等等，“但正是这个蓬勃、自我更新力强的生态，给创业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而快速的资源选项”。

广州：正在变热

广州的创业氛围从2013年年中开始慢慢往上走，现在是一个一直向上的状态。

近两年，广州在创投圈里的名号越来越响亮。唯品会、YY和3G门户的上市不仅提振了广州人的信心，也给广州的创业和创新输出了大量新鲜血液和资金。

“从2013年的中期开始慢慢往上走，现在是一个一直向上的状态”，CCIC文创孵化中心发起人全曼午这样描述自己对广州创业氛围的感受。

全曼午还是广州贝塔咖啡的发起人。贝塔咖啡的旁边，就是如日中天的微信所在地。

经营创业咖啡馆和孵化器，还挨着微信，跟微信上上下下都混得脸熟，很自然地，在全曼午的周围汇集起了一大批身在广州的创业者、投资人，以及功成名就、怀揣资金与经验的公司高管。

当初全曼午创业的时候，算是T.I.T创意园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随着贝塔咖啡日益红火，孵化器也于今年7月份开始运营。团队陆续搬入创意园，“未来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更多的互联网气氛。”全曼午说。

全曼午的圈子就是广州创业氛围的一个缩影。广州一个个这样的圈子所产生的能量，如涟漪般荡漾开去，慢慢改变着广州的创业环境。

全曼午和他的圈子

上午10点钟，广州贝塔咖啡已经坐满了人。咖啡馆所在地T.I.T创意园是纺织机械厂的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园内布满了高大的榕树和掩映在绿茵中的创意工作室。

“我们这里是中国跟互联网有关的咖啡馆里面生意最好的一家。”全曼午点上一支烟，“因为微信在旁边。”

他指指某一个角落：“贝塔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张小龙曾坐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

现在很多到广州来的互联网人的习惯就是，先去微信开一个会，然后在贝塔坐一天，见几个广州这边的合作伙伴。

在采访的过程中，全曼午有时候会站起身跟进入咖啡馆的人熟络地打招呼，这里面不乏互联网圈里耳熟能详的名字。

全曼午早年做过电台主持人，后来做广告和营销，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再后来他开始互联网创业，做贝塔咖啡，做孵化器。

因为认识的人多，他把自己做的事总结成一个词：撮合。

“做贝塔咖啡是被白鸦骗了。”全曼午开玩笑。当年他通过优酷负责战略关系的VP朱辉龙认识了贝塔发起人白鸦。在白鸦的鼓动下，他将公司所在地变成了现在的贝塔咖啡。

贝塔没有一个群体股东的概念，而是以一个店为单位，每个店有不同的股东。全曼午牵头召集了广州的股东。“现在40人多一点，最近正在招募新股东，很快就有60人了。”全曼午的理想状态是80位股东。

这些股东里面有不少广州互联网圈的知名人士，比如zaker的创始人李森和、有米的创始人陈第等等，还有些非互联网圈的，做媒体的，做营销的。“我的工作其实蛮简单，就是做适当的撮合。”有意思的是，来自传统行业的股东进入这个圈子之后也慢慢互联网化了，公司纷纷开始转型。像原来《城市画报》的主编，就辞职去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经营贝塔两年，干撮合的事干多了，全曼午有了做孵化器的念头。“孵化器又变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撮合。”他说。

从贝塔咖啡出来，走不远就是CCIC文创孵化中心。1000平方米左右的厂房，分上下两层，用透明玻璃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空间，每个团队占据一个空间。“这里可以容纳10到12个团队。”

现在入驻的有9个团队，涵盖了“吃、喝、玩、睡”各个领域的创业公司，社交、音乐、旅游、美食，还有一个做公寓的。这些团队来自***，团队的创始人中，有两个是广州本地人，更多人来自广东省内以及周边的江西、广西。

这不难理解。据说广州的常住人口中，真正讲粤语的人口不到1000万，还有一大半是非粤语的。“广州跟上海一样，也是一个汇聚人才和各种资源的地方。在整个华南地区，从创业的城市来讲，要么深圳，要么广州。”

这些团队基本都是全曼午在经营贝塔咖啡两年间接触到的。“我们都有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认识的过程。我知道他们是谁，也知道他们的团队是哪些人。”

全曼午的主要工作还是撮合。“我只是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旁观者；有必要的话，我会再撮合一下。”这里没有很多孵化器都有的集体共修的课程。固定的活动是每周四都有一个工作午餐，创业者团队和全曼午邀请的资源、关系在一块吃饭，闲聊，交朋友。

孵化器有10位导师、5位顾问，囊括了广州互联网圈和上市公司的不少牛人。“创业团队随时可以联系他们。想约谁就约谁。”全曼午说。

上市公司输出人才和资金

2013年7月份，邢帅将公司从云南大理迁到了广州。邢帅教育是YY上的草根教育机构，据邢帅估计，到目前为止，培训的免费学员应该有上千万，付费的也有20来万。今年8月，邢帅教育拿到了B轮3000万美元的投资。

穿过一条布满“猪脚饭”“木桶饭”小饭馆和各色店铺的小街，路的尽头是一栋7层写字楼。邢帅教育就位于这栋楼的顶层。

中午时分，员工进进出出。一条叫“009”的黄色小狗跑来跑去，路过的员工不时停下来逗弄它一下。“它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万多粉丝。”前台女孩说。

邢帅搬到广州，是来投奔李学凌和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YY的。“他给我建议，应该搬到广东来，因为很多东西在大理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在广州以前，邢帅教育完全依赖在YY上和QQ群里做培训，没有技术团队，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来到这边，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战略高度上思考问题，想一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在大理，很多目标没有可能实现，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人才。“但是在这里有大把的人才。”

这两年广州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上市公司是YY和唯品会。全曼午认为，这两家公司不仅能够给广州的创业者带来很大的信心，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广州的互联网圈送钱送人。YY、唯品会都有战略投资基金，3G门户和UC也是广州互联网创业者的黄埔军校、传统的人才输出地。“因为他们进行高校招聘，这些人干两三年就开始往外跑。”

当然还有微信。

目前整个微信团队接近1000人。“他们去年搬过来之前是200多人，到现在一年时间招了800人。接下来还要招更多的人。”全曼午说。

按照他的测算，微信的估值至少有800亿美金，团队至少得有2000人。这2000人每年如果有10%到15%的变动率，就会对整个华南的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出来的人里面，每年至少会产生15到20个创业者。目前市场上的行情是，只要在微信干过两三年、有一定级别的人，不管做什么，都有投资人送钱。

邢帅教育的扩张就得益于这些上市公司人才的输出。在云南，邢帅的团队只有16个人。搬到广州后，团队人数扩大了十四五倍，现在近300人。负责网站开发、课程研发的技术团队从无到有，需要的人才很多都是从这些上市公司挖来的，其中还包括两个VP。

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广州美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黄永轩就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做App的时候很惨，开发和运营的人都很难找到。现在做微信公号好一点，因为根本没有现成的人才，就慢慢培养。”黄永轩正在考虑于今年年底在北京或者上海设立分公司。

务实也是把双刃剑

广州的创业者有什么特点？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低调，务实。

黄永轩也是做媒体出身，人脉广泛，甚至办了个古色古香的会所招待各路朋友。但他依然认为，广州的城市性格就是内敛，同一个圈子的人聚得也不多。“我们在北京聚，在上海聚，但在广州见不着。”

全曼午的咖啡馆也秉承了这一特点。股东们一年聚两次，更多是通过微信群和QQ群联系。“因为大家都有正事在忙。”

贝塔咖啡也没有各种高大上的创业活动。“我们就是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空间，该来的人自然会来。”全曼午说。

创业者们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参加各种路演和大赛，对拿投资也不是那么热切。目前入驻CCIC的团队都自己备有一些创业资金。按照全曼午的说法，这种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创业者不管是借还是攒，创业初期都会有一些资金的准备，并不是有个想法就开始找投资。“所以广州对创业大赛的积极性永远落后于北京，甚至也不如上海。”

务实也是把双刃剑。在全曼午看来，闷头做自己的事，跟别人缺乏交流，导致广州创业者有两大不足。

其一是不会表达，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不太会把自己的事情表达得清楚、动人、“性感”。

在北京，人们喜欢侃大山。只要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的口才都会有提高。北京有很多活动，各种发言机会也很锻炼人。但广州缺乏这样的环境。“可能你的事很有意思，但是你用一个很没有意思的方式来跟别人交流，就会让人觉得没意思。”

其二是创业者普遍格局比较小。由于没有大活动，也缺乏足够多的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创业者对行业普遍缺乏前瞻性和足够的敏感度。在北京，很多人会用一个更前瞻性的想法去做事情；在广州就不一定。

“这两者加起来，会导致在华南团队的项目估值普遍偏低。”全曼午总结。

邢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圈子。“去年到今年6、7月份，我都在公司里面宅着，觉得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后来，他逐渐明白不能一直拘泥于具体业务，而要更多思考公司战略层面上的问题，以及积极地去对接资源、寻找人才。“我以前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为了社交的需要才简单装修了这间办公室。”他说。

杭州：大热门

阿里上市后会诞生数百个千万富翁，出来创业的人会越来越多，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元。

“你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江浙沪一带的‘南方系’创业圈了。”半年前，“天使湾”创始人庞小伟在杭州的一次公开场合说。至今，他们的机构投了50来个创业项目，其中极少有来自北京的公司，大多出自江浙沪一带。

远离互联网中心城市北京，杭州算是互联网创业城市中的“第二梯队”。

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的成功上市，使杭州这座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城市诞生了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而在阿里之外，一批新锐的创业公司也已在这里接二连三地出现：蘑菇街、虾米、快的、丁香园、花瓣、19楼、挖财、又拍等等。这其中，还包括颇具话题性的视频社区9158，今年它已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当然，杭州还是网易大本营所在地。

不高调，也能把事做好

两年前，天使投资人童玮亮在接受《创业邦》记者访问时说，北京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更开放，大家更乐意交流。“但这是个各有利弊的事情。你眼界更开阔了，可能你做的产品会更符合用户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听到的消息比较多，人可能会相对浮躁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花在交流上的时间更多，但创业者其实更需要沉下心去做产品，做用户体验。这一点，我觉得南方可能会做得好一些。”

阿里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之时，蒋海炳正从杭州奔赴上海操办一场培训。他为此关掉了手机，但后来他还是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有关此事的“刷屏”。

2003年，蒋海炳在淘宝创立之初便成为其中的一员。阿里是从马云家走出来的。马云创办淘宝时，把这十几号人拉到家里办公，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感受一下创业的不易。“那时候，与马总一起抽过烟，聊过天。”他除了为老东家上市感到高兴，“内心其实蛮平静”。

离开淘宝，蒋海炳曾在杭州创办过一个专为电商人才服务的招聘网站“马伯乐”。三年前，他与曾在阿里巴巴共事过、现为知名天使投资人的李治国创建了“福地创业园”，地点依然是杭州。蒋海炳并不掩饰阿里上市带给自己的错愕感：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屌丝同事一夜暴富，“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好像都瞬间变样了”。

但他告诉《创业邦》，在杭州的创业者对于融资、资本市场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李治国则说：“能沉得下心去做一些事情，这与浙江人的性格其实也有很大关系。这里是一个不高调也能把事情做好的地方。”

有外界评论，如果不是YY上市，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杭州有9158这家公司存在。而李治国告诉《创业邦》，在杭州还有国内第一家赴美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这家叫“斯凯”的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自主创新者。2010年，它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此外，在杭州还诞生了网上股票证券交易软件“同花顺”。

专为商家进行货物配送的“风先生”创始人郑飞科对《创业邦》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在杭州创业不见得会像北京那样，项目一出来就马上引起投资人的注意，但他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往往能坚持很长的时间，会从一而终。在人人网做过产品经理的郑飞科感觉北京是一个互联网创业氛围比较“激进”的地方。但更接近他内心的一个感受是，那里的竞争“太激烈了”“搞不好，瞬间被弄死”。

2011年郑飞科从北京回到家乡杭州开始创业。他想找一个与公司发展速度相匹配的城市去创业。离开北京时他深思过——它已发展得很好，“很成熟”，但也许会忽略掉一个人一些细微但又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在那儿会显得很渺小。“这其实增加了自己的创业成本”。

风先生是郑飞科回杭州后，在原有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后做出来的一个项目，至今已经运营了一年。9月21日，他在上海见了一个VC机构。回杭州在公司里开了一个会后，他对《创业邦》说，他们的A轮融资将会马上一锤定音。

杭州陆陆续续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年纪上与80后出生的郑飞科也相差无几。但是，他很少与这些同行有交流，尤其是业已成名的创业公司。即使大家一起出来，也是点对点地聊一些很具体的事儿。譬如说，谁的公司出现困难了，大家坐一起，“就事论事地谈如何去解决掉”。

蒋海炳对于阿里在他离开后的后续发展不愿多作评述，但他对其早期的做事风格尤为赞叹：硬朗、务实。这也成为从阿里出来创业的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喜欢闷头苦干，在某种程度上对杭州的创业者是一个影响。

创业者会越来越多

杭州的互联网创业氛围在过去并不像北京那么开放。李治国为此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公司的员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在过去，会认为你是一个叛徒”。

相比其它巨头公司，从阿里巴巴出来创业的人也不算多。不少公司还是围绕阿里的生态链在做一些事。但李治国称，阿里上市后会诞生数百个千万富翁，出来创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一些风投为此有把分支机构搬到杭州来的打算。”

李治国与同城的天使投资人庞小伟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与其说杭州在创业方面过去有多么明显的优势，不如说“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创业创新的机遇”。

庞小伟说，阿里等巨头为杭州提供了充沛的人才和财富榜样，这里有浙商创业传统和充裕的民间资本。但他认为，它与北京还存在距离：“这里需要汇集更多的创业者，要有包容的移民文化；此外，需要大力推动创业投资，尤其是真正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孵化器等；还有，政府需要进一步花大力气、系统性地降低创业成本。”

李治国认为，除了电子商务，杭州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会越来越多元。“实际上我们已能看到这样的苗头。比如说，在这里有9158、快的、挖财等等公司冒出来。这意味着，竞争会更开放，大家的选择更多，人才的流动性会更强。”他称阿里的存在使杭州成为电商的代表性城市，在未来，它有可能是互联网金融的代表。“比如说，挖财这样的公司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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