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农历牛年前夕，世界一分为二，一边的人在努力搞微信红包封面，一边的人在接力 ClubHouse 邀请码。

2月5日，微信上线“微信红包封面”小程序，个人微信用户只要创建视频号并发布一条视频集齐10个赞即可自己定制微信红包封面；另一边，Clubhouse 继续推动全球音频社交热潮，七麦数据显示，截至2月8日 Clubhouse 已经进入19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 免费榜前10名。

（Clubhouse分区排名，七麦数据）

一墙之隔阻挡不了国内用户参与的热情，鉴于闲鱼的高价邀请码和各种社群的邀请码接力活动，可以合理推测，国内用户为 Clubhouse 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 排行榜贡献良多。

这显示出当下社交领域正在发生的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视频号与 Clubhouse 的火爆，指向的是当前社交产品截然不同的分化之路：

视频是一种更大众化、个体化，话语权进一步下放的表达方式；音频社交则存在着结构上的失衡，意见领袖（或大V）的话语权天然占优（虽然看似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

无论是在张小龙演讲所述还是在行业的衍进中，视频化更像是内容形式发生的变化，对微信和抖音快手等来说，视频与社交的粘合确实在逐步增强。

胡泳在《视频正在“吞噬”互联网》一文中解释道：未来的个人表达，将是一个往下短、往下碎、往下“演”的进程，因为短视频显然比文字更能够直观地展演自己。

在这种趋势下，“随手拍”与“人人上传”成为内容产业生产模式巨变的基础（专业化更上一层）；反观音频（音乐产业除外）则一向作品化程度低，更加倚赖社交关系。

实际上，短视频是一种内容表达形式，而视频或音频聊天则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天然存在的缺陷是表达的独占性，禁忌“七嘴八舌”的表达——“吵架”的发生只需要两个声音同步发生。

因而，在语言表达的场域内，更加注重秩序与次序，被重视的表达者往往只是少数派。

我的一位朋友形容的更加形象：“想象下我们老祖宗，围一堆火，讲故事，永远是大祭司能说最多话。”

“短视频代表的话语权下放”与“音频表达的向上集中”同时发生，是否代表了当下社交产品的物种分化乃至说互联网的分化呢？

一

我们先从 Clubhouse 讲起。

由于是邀请注册，Clubhouse 推出的前几个月用户增长比较缓慢，去年七月时仅有 Paul 和 Rohan 两个全职员工（创始人）。

Clubhouse 的初始内测用户包括硅谷投资人、科技公司职员、名人政客等，讨论质量相对较高，听众可以通过右下角的“举手”图标申请发言。

第一个在国内大陆引爆的 Room （聊天室）应当是马斯克在2月1日创建的 「Time Elon Musk on Good 」，几个小时内马斯克聊了各个公司业务的进展和预期、还聊了比特币等话题。

Clubhouse 的 Room 中包含主持人、演讲者、听众三种角色，一个 Clubhouse Room 的对话质量或者吸引力如何，往往取决于 room 主题和演讲者身份，因此可以形象地将 Clubhouse 称之为一个「大型多人在线互动式播客」。

这种“名流”与听众的互动，提供了一种对话发生、参与的稀缺性，Clubhouse 创世团队的愿景是 「一个热情和包容的社区 」，并称“没有社区， Clubhouse 什么都不是”。

Clubhouse 的产品图标均来自其用户头像，其创始人在产品博客上透露，到今年1月中旬， Clubhouse 用户量已达200万了，外界预测 Clubhouse 用户量目前已突破500万并且 Clubhouse 正在扩大团队，开发 Android 程序和新的辅助功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Clubhouse 计划启动商业化测试，允许创作者通过小费、门票或订阅等功能直接获得报酬，并计划推出“创造者赠款计划”，以支持 Clubhouse 创作者。

“很像早期知乎的形式”，这是包括包括一些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人给出的一个相似的评价。

Quora 及知乎，是移动互联网前代问答 SNS 网站的代表，兼具社交与表达的功能，且最初同样采取的邀请注册制。

早期的 Quora 及知乎都颇具“精英范”（彼时互联网普及度尚低）：**、扎克伯格、阿方索·卡隆等都曾是 Quora 的用户；而知乎的种子用户包括产品经理、投资人、高校学者、媒体人等。

(目前马化腾在知乎的唯一一则回答)

类比Quora、知乎，Clubhouse 的“精英化”不仅是其社区及邀请机制扩散的结果，也跟音频类产品的特点相关，演讲者多“名流”，听众往往也“层次较高”——

尼尔森网联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网络音频节目听众规模达到6.61亿，接触率为47.55%，占网民规模的82%；且网络音频节目听众呈现明显的年轻化、高知化、高质化、白领化趋势，在网民中更加成熟、学历更高，高端人群占比更高。 

益普索2020年的一则报告则显示，欧洲富裕人口收听播客的可能性几乎是普通大众的两倍：一个人越富裕，他/她收听播客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 Clubhouse 的“中国用户”为例，由于客户端及跨区使用的难度颇高，更遑论想要参与进外语 Room 中，使用的高门槛是非常明显的。

品玩创始人骆轶航就总结了活跃在 Clubhouse 上的几类人群，并直呼 Clubhouse “中国用户”为 「上流中国网民 」。

（品玩，骆轶航）

当然，随着更多用户的涌入，Clubhouse 的话题范围在扩大，参与门槛下降，也出现了“所有人问所有人”的 Room，但创始团队担心的社区泛化带来的言论问题已然发生。

去年 Clubhouse 社区内曾就身份、种族、性别、种族主义和宗教等话题发生了许多激烈对话，并产生了一些群体言论冲突和网络暴力。

Clubhouse加强了主持人（Moderator）的角色能力，主持人扮演的是策划房间风格、管理对话、沟通听众的作用。

Clubhouse 希望促使主持人的角色对 Room 的讨论发挥更多积极的平衡作用。

主持人维护发言空间的秩序，参与者自觉次序发言，Clubhouse 的这种社区规则对话题参与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clubhouse的社区指南中表示，“分享舞台”和轮流发言，能够拓展谈话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带来不同的声音。

这令我想到，张小龙曾提及的“信息的宽广度和质量，一直是微信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参与门槛较高与发言结构失衡的问题，Clubhouse 或许不是一种群体沟通的通案，但确实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

相较Clubhouse，短视频的消费呈现的“下沉”特征则指向了互联网的日益下沉，但短视频代表的“话语权下放”也是存在争议的，它所关联的公共表达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腾讯新闻《抖音内幕：时间熔炉的诞生》一文曾引述一位字节中高层的话：“字节虽然做得很大，提速很高，市值很高，但它和AT有个最本质的区别——它不具备社会价值。”

毫不夸张的说，国内与国外在短视频化这条路上的加速，几乎都是被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推动的。

在抖音的内容分发中，次第的流量池构建了一套高效的内容筛选机制，以呈现给最匹配用户喜好的视频内容。

这种内容机制下，是很难理清，究竟是算法在迎合人，还是人在迎合算法？

一方面是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机制在努力迎合个人用户的取向，另一方面是大量创作者研究平台算法机制，不断调整内容与推荐机制的契合度，以获得更多曝光机会。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用户话语权”在短视频平台并不具体呈现为某一用户个体的喜好，而是具象为一个又一个“标签”的有机组合——微信视频号的“标签”其实已经暗含了微信分发算法的方向，社交关系与标签化两手抓。

字母榜《创作者死于视频》一文曾提及，视频的传播效率其实很低，在社交链上的薄弱使得网络视频的传播效率问题尤其突出。爆款视频，恰恰是借助了音频（即音乐）的传播模式——「重复—洗脑—传播—再重复」。

因而，在搜索和社交很难给到视频传播流量后，基于算法的分发才能后来居上。

短视频在“Kill Time”这条路上几乎一骑绝尘，超越了以往的媒介形式，对流量的自然饥渴会进一步刺激互联网公司纷纷迈向视频化，微信、Facebook的视频化“补课”还会加快。

但短视频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

2020年，快手的Slogan由“看见每一种生活”更换为“拥抱每一种生活”，更早一些，快手的slogan是“记录世界 记录你”；抖音的Slogan是“记录美好生活”；微信视频号的Slogan则是记录真实生活。

记录、看见，成为短视频在产品层面寻找社会价值的关键词。

这多少来源于 YouTube 以来网络视频的存在基础，也来源于平台对“人人上传”的视频生产模式的鼓励，后者对平台意味着源源不断且廉价到近乎免费的内容供给。

视频号被寄予微信“下一个时代”的希望，而抖音张楠则在一次采访中称：“抖音未来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增长瓶颈和视频化趋势下，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平台纷纷在彼此之间寻找答案。

胡泳断言：Facebook或者微信驱使所有人都开始发布视频的那一天，我们的信息流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要比现在更少。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只想展示你的可爱狗狗时，网络的视频化可能会很有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讨论社会问题，那该怎么办？

短视频究竟是“残酷底层物语”的体现，还是媒介大众化的进步，尚未可知。

三

以商业成败看，短视频实现的经济效益是其快速发展最确定的因素。

视频创作方式虽然发生了变迁，但视频的生产、传播、获益的规律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广告之外，与消费结合的更为紧密。

抖音成为了字节跳动的流量中枢和营收主力，微信正在通过视频号连接内部商业体系，快手则在上市当天就实现了超千亿美元市值（虽然其亏损扩大）。

反观音频，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在线音乐尚未恢复唱片时代的巅峰，而播客的商业价值仍不乐观。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到2024年，中国和全球播客广告收入仅为6.89亿美元和35.61亿美元。

（来源：199IT）

播客的商业化，几乎处于内容产业商业化最最初级的阶段。盖因其广告价值并未被认可之外，播客的作品化程度并不高，也就很难推动付费增值业务。

如 Clubhouse 的发展，商业化的形式无非还是广告与付费（电商太远），从其创始团队目前的设想来说，向听众收费并分配给主持人和演讲者，或许是一条可以维护 Clubhouse 社区氛围和内容质量的方向，但同时也会进一步抬高用户参与门槛。

在本世纪的新十年中，互联网继续世俗化。究竟是短视频还是音频能够代表公共表达的未来，或许并不重要。

值得思考的是，互联网是更多反映人类社会，还是改变人类社会？

微博曾代表的“围观改变中国”已经成为旧梦，短视频试图标记的“美好生活”、“每一种生活”又或“真实生活”，又真的能构建“娱乐”之上的意义吗？

Clubhouse 在国内的走红，不喜欢的人会将其看作一场**听播客的大型刻奇；热衷其中的讲者、听众则将其看作一场开放、感人的游戏——这本身就是一种群体之间的不理解。

借由互联网反映的人的选择，无论是视频或音频形式，都容易陷入“社交同温层”的小世界中。

或许，被推倒的并不是语言的巴别塔，而是沟通本身。视频号或 Clubhouse 这些社交产品的出现，代表了人们不断重建对话的不同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看见是重要的，听见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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