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是所有恶意的源头，腾讯安全部门的李徽民和他的团队把精力集中在溯源上，希望通过控制源头来控制恶意。

很快，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拿到了黑产的注册软件工具，加上对软件特征分析，结合腾讯相关团队能力，挖出了注册软件的团伙。该团伙以李某和王某夫妇为核心，通过旗下四家公司来注册账号、卖号和刷单，上下游接近3000人。

挖出注册团伙后，不能就此罢休，考虑到手机资源的重要性，他们顺藤摸瓜，挖出了其背后的卖卡团伙。他们发现，由于东南亚地区运营商不规范，黑灰产从当地大批量购买预付费卡，价格小于1块钱，只用来接收短信，可以用半年以上。

再顺着这条线索，他们又挖出了该产业链中的其他团伙，比如代理IP、打码平台。就这样，整个链条的团伙被全部挖出。

事儿还没完，他们对挖出来的核心团伙进行分析，发现注册团伙和游戏团伙、营销刷量团伙、卡商团伙和电商羊毛党团伙均有互动。

根据这些互动信息，同时结合卧底在黑产中的情报信息。他们对游戏、电商等平台进行了预测和提前的防控。

李徽民在腾讯安全部门工作，长期研究黑产经济，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新时代独立妈妈”刷文章阅读量10万+成为母婴圈KOL；某知名自媒体榜单TOP500账号中，有300多个账号在生活、资讯、娱乐、情感等领域存在刷量行为；从“个人品牌”到“商业机器”，信息数据虚空，对自我影响力造假，社会公共资讯体系造腐蚀。内容行业从比拼内容的高地滑向了比拼流量投入的澡泽中。

李徽民看不惯流量作假行为，由于工作的缘故，他和团队时刻与之抗争，“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得知己知彼，这样做目标性才比较强。”

01 排行榜TOP 500名单中，约300个账号存在刷量行为

詹咏是一家乙方公司的运营人员，承接一家消费类巨头公司的营销业务。他很忙，每天都要盯着手机看微信，一会儿要修改内容格式，一会儿要协调资源补给，一个人干着很多活儿。

但他鲜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在乙方，大多是求人干事，哪怕是在公司内部，与同事交流业务时，也是带着“求”的态度，“他们也忙嘛，老是去打扰人家也不好”。但实际上，他们都在各自逐利，勾心斗角。

唯一让詹咏骄傲说出口的牛逼事儿，是每当同事做一个活动到结尾时，都会乞求他在微博和微信上帮忙刷量，让数据好看一点。但他从来不把他的资源告诉别人，在全平台打击账号刷量行为那段时间，他和他手中的资源更成为了稀罕玩意儿。

“渠道特别重要，掌握了渠道，相当于在某个环节掌握了最大的权力。”即便詹咏深谙其道，但最后还是离开了那家公司，“没意思，老是刷量刷量，一点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挑战性。”

与詹咏不同，腾讯安全方面提供的一个案例显示，一个“新时代独立妈妈”赵蓓正沉迷于此，她在三百天内，就晋升母婴圈里的KOL，从一介网民到网络达人，用了不到一年。

一天晚上8点05分，一篇母婴用品种草文在赵蓓的公众号上被推送，40分钟内，阅读量2.4万，236个“在看”，一小时后，阅读量一下子窜到了6万多。陡然上升的数据在赵蓓眼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这些数据都是刷来的。

腾讯安全方面的一组数据显示，赵蓓的十篇公众号文章均超过30万+，在午高峰和晚高峰时段刷量，次数从29次到165次不等。其中，一篇文章从2018年3月27日，刷到了2019年4月19日，期间刷了163次，阅读量为226万+，平均下来，一次刷1.4万。

部分母婴类KOL，图片来自腾讯安全

赵蓓对刷量上瘾了，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刷了数百篇文章，刷量总量超过1500万次，这让她长期成为母婴类产品广告主的座上宾，月入40万广告佣金不成问题。

据腾讯安全方面监测统计，像赵蓓这种有流量作弊行为的KOL，在以接广告为生的KOL群体中占了13%。这个数字在头部KOL群体中只增不减。

以业内某知名自媒体榜单平台为例，该平台评选出的总榜TOP 500的KOL账号中，经腾讯安全方面验证，有300多个账号有（过）刷量作弊行为。

这就意味着，每10个头部KOL账号中，有将近7个是注水KOL。

腾讯安全方面梳理了一份流量作弊黑名单，在那份名单上，我们熟知的一些大V也赫然在列。

这些大V与靠刷量续命的大V不同，他们很讲究节奏、频率与比例，他们通常在当日文章数据低于其他时间时，才会选择下单刷量，一般人很少能从中看出猫腻。

按照内容类型划分，生活、资讯、娱乐、情感、旅行、汽车、职场等垂直领域中KOL作弊现象泛滥成灾。

“我和你说，很多媒体都是靠汽车厂商活着的，之前不是有一家汽车品牌的负面新闻出来了嘛，看不到继续跟进的新闻，特别是汽车自媒体，他敢写负面吗？”一位业在媒体行业的内人士对刺猬公社称，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他向刺猬公社给出的原因是，汽车行业对广告营销投入大，新媒体人群众多，各大厂商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产品软文、测评视频、活动通稿、文案推广……都需要第三方服务公司介入，一方面大家想要好看的数据；一方面内容不行，渠道一般，穷途末路找到了黑产，刷！

广告主们可能不知道，与高额的投入不同，刷量费用很低廉，一百块钱买一万个微博粉丝，两千块买十万阅读量。据腾讯方面估算，当前作弊KOL的年收入规模高达一百亿，也就是说，每年有一百亿推广费是打水漂的。

02“真人+群控+挂机”的模式比较高级 

在某一个业务场景下，春节期间，红包总请求数次数达到十亿量级，其中恶意刷红包占比近20%。腾讯安全方面的分析称，平均每10个春节红包，就可能有两个被羊毛党刷走。

今年春节的红包大战盛况空前，八大互联网厂商加入混战，共同用营销资本堆砌起了一个高达40亿元的红包蛋糕。

今日头条、微视、快手、支付宝等巨头都参与其中，但他们不是被羊毛党薅得最惨的，百度才是。有分析称，百度红包由于金额较大，自动化薅羊毛成本低，成为职业羊毛党最爱刷取的目标。

春节期间各大厂商的红包热度指数对比

当时，腾讯安全部门的李徽民正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后方作战，时刻盯着后台羊毛党动态数据。

“某视频的红包活动提前了，被人搞得不行，当天早上发现，我们立马反馈给他们，下午就把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技术用上了。”启用人脸识别和身份证，只为了一件事：你得证明你是你自己，且是真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徽民和他的团队在提高安全风控的门槛，坏人也在提高他们的破坏手段，双方都在提高等级，这是一个相互攻防的过程，也是一个平台公司与行业病态抗争的过程。

很多人认为单纯靠机器刷量是黑产领域最高级的行为，但在李徽民眼里，人头流量才是最高阶的流量造假术，最低级的造假术反而是单纯靠机器刷量的黑产行为，稍微高级一点，会采用机器+人工的模式挖掘流量。

后两者被放在低级流量造假术行列，是因为容易被风控团队侦查、监测出来，用户是否活跃、IP是否正常、设备是否正常……都能在后台显示出来。人肉流量则不一样，它剔除了机器带来的非自然访问数据，一些黑产大鳄制造的刷量平台能模拟正常用户行为逻辑，爬取平台利益。

赵鎏在网上搜兼职时，一位老乡向他推荐了一个叫“挂机”的活儿，只要把用户账号授权登录在一些挂机平台上，供平台方用于刷阅读、刷投票、刷点赞等刷量任务，就可以赚取佣金，一个月两百块。

刚开始尝到甜头后，赵鎏连着用家人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拉人头也赚了不少钱。每个月就这样挂着，只要平台不倒，他们就没事儿。

像赵鎏这样的网络挂机用户已达到百万量级，且集中在近年来不断被开拓的下沉市场中。他们获知的游戏规则是注册账号，挂着赚钱。背地里，平台用他们的个人信息去做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一个小举动，极可能影响着互联网时代的大流量浪潮。

操控账号的地方叫挂机平台。想要搭建一个挂机平台不难。

2017年，何聪在技术交流群里接触到群控和一些刷量渠道，从中嗅到了商机，辞掉工作，开始亲手搭建。

他陆陆续续购置了一百多万份实名身份信息，用于注册和解封账号。平台

挂机平台的基本资源结构，图片来自腾讯安全部门

一年的时间，就有一百多万用户涌入他的平台，设备信息超过120万条，亿级流量频频出现。

据腾讯安全方面追踪分析，该挂机平台发展至今，平均每个月为需求方“贡献”单一平台阅读量1亿+次，增粉500万+个，投票630万+票。

何聪的挂机平台属于比较高级行列，采用“真人+群控+挂机”的模式，连接广告主和平台方，承担着“中台”角色。

这个模式的含金量之所以高，是因为真人身份难以被反监控系统检测出来，何聪可以直接以佣金方式招揽像赵鎏那样的人拿到真人账号，在平台上养着。群控和挂机则解决了人工刷量效率低的问题，何聪可通过系统自动化集成的技术，实现一台电脑操控多台手机、多个账号批量操作的行为。

腾讯安全方面调查发现，人工流量有两种模式，一种依附在聊天群里，派单员在专门的群里说，“单子来了”，发一个红包，投手抢红包并完成任务。

单笔营收不高，“他们主要做量，量大收入就多。”腾讯安全平台一位工作人员称。

另一种模式依附在网站、App或自媒体账号里，一些平台第三方服务机构为了给甲方公司展示亮眼数据，会将任务发布到这些平台，刷量人员或者挂机平台接到任务后，可自主选择任务，并截图上传。

这类模式的报酬方式不采用佣金发放，而是以点券下发的形式获得“信任”。

模式不同，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只要这一点，就够了。

03 刷量产业的人员规模达到了300万，都是真人

何聪的挂机平台就像一个信息集散地，广告主、挂机者、商业平台……各方动态都能在这里瞥见，前方需求不断，后方加大力度持续刷量，每月用约100万的佣金打发赵鎏们，200多万收入自己的口袋，年收入2000多万不是问题。

你可能想象不到，操控这一切的人，只有两个。

何聪亲自维护平台，另外一人是客服，负责资金提现和账号托管的咨询售后工作。

如果赵鎏的野心足够大，商业头脑足够灵光，他可能会成为像郑霍那样的“号商”。郑霍手里有无数个账号。腾讯安全方面透露，郑霍以倒卖账号资源为生，何聪是他的合作对象，郑霍已经在何聪的平台上挂了五万多个账号，高则收入破五万，少也能入账一万元。

这些坐享其成的大佬一般不会直接参与刷量，只要有利可图，自然有人趋之若鹜。腾讯安全方面还曾原过一个人工刷量团队内部结构关系，共分为五个等级：头部接单员、高级派单员、一般派单员、前线派单员和投手。

各个级别代理关系结构图，图片来自腾讯安全部门

马洲是一个自媒体大V，月入百万。他的收入可不是来自内容创作，而是刷量。他混迹自媒体圈，积累下众多人脉，要帮得帮，要收钱得收钱，源源不断的单子就上手了。

20岁出头的赵鹏是马洲的下线，也就是高级派单员，自己手底下也有人，在抖音、微博、知乎等业务线上，都对接一个专业的刷量服务商。

去年6月，他用5天时间，帮一家头部视频网站的一部古装网剧，刷了五千万的播放量，最后拿到了13亿的总播放量。

腾讯安全方面调查发现，在赵鹏之下，是一个叫方璐的孕妇，月入8万，号称掌握百万水军，一呼百应。她专注于投票注册和推广业务，想要让她接广告任务，你必须是她的熟人，否则一概不碰。

冲在最前线的派单员叫杨芷，脾气火爆，管理着多个接单群，制定20多条群规，禁止交谈、禁止发布和任务无关的信息，严格管理每一个成员。一旦有违规者，先破口大骂，后踢人。

在她的严格管理下，所有接单群井井有条，群成员犹如铁军，所有人只为金钱服务，哪里有单子，就往哪里冲。他们被称为投手，干着最穷最累的活儿。

腾讯方面的数据显示，我国刷量产业的人员规模达到了300万，其中，以网站、App、自媒体账号为根据地的从业者约200万；以聊天群为阵地的人员超过了100万。

“这些都是人肉的，后面都是真人，不是死账号。”李徽民说，他们有专门的人去做黑产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在实际业务场景上验证后，得出了300万的结果。

刷量从业者中，年龄集中在18岁~40岁之间，本科学历人群占到了60.43%。网赚群体中，国内多分布在广东、山东、河北和河南，海外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美国和韩国。

除了人工之外，还有更为高级的做法，腾讯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赵明说，一些第三方合作商会借着和主流App厂商合作的机会，嵌入恶性SDK。

他们是这样做的：先以正当理由拿下这个单子，当项目正常开展后，再把镶嵌在一个App里的恶性SDK启动，比如自动下载App、自动接收黄色广告。

很多手持安卓机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自己的手机莫名其妙多了好些App。原因就在于此。

“一二线城市容易被发现，那些厂商就不会去触发恶性SDK，还有一些机型他们也不会投放，比较新的手机，系统也比较新，安全性能做得比较好。”赵明说，那些厂商会投配置比较老、性能比较低的设备，容易侵入。

“我们现在讨论如何对抗黑产的网络技术其实是干好事，但黑产也在用大数据等各种手段干坏事，技术本身没有善恶，是用技术的人出了问题。”赵明说。

“你做安全，你的人品得正，你得要有正义感”

黑产中，也有黑吃黑的情况发生。

根据腾讯安全方面的调查，一个自媒体账号在一个刷量平台下重本刷8万+的阅读量，到头来只刷了2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毕竟这事也不光彩。

但也有不愿意忍气吞声说出来的人。

常钊在2017年8月11日至9月14日，与王鹏达成了一个“流量暗刷”的协议，常钊给王鹏刷量，双方合同签订三次结算。

常钊最后一次给王鹏刷完量后，王鹏耍赖，拒绝付款。常钊吞不下这口气，便把王鹏告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30743元及利息。

二人对话截图，图片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公众号

王鹏黑吃黑没吃成，被告上法院，但法律也不会支持常钊。

5月23日，此案在北京开庭，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全部予以收缴。理由是，上述二人通过“暗刷流量”交易，获取非法经营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此案给出了很多值得参考的信息。

法院认定，“流量”是附带经济价值的“虚拟财产。

判决书写到：“虚假流量会阻碍创新价值的实现，降低诚实劳动者的信心，扭曲决策过程，干扰投资者对网络产品价值及市场前景的判断，影响网络用户的真实选择，扰乱公平有序的网络营商环境。”

不属于真实的、基于用户对网络产品的喜好自愿产生的点击行为，属于欺诈性点击。判决书还写道，“长此以往，会造成网络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最终减损广大网络用户的福祉。”

很多挂机平台做的生意不仅刷量，还有诈骗，像腾讯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一般会成立自己的安全团队与之抗衡。

从2004年起，由于腾讯业务需要，腾讯安全团队就投身于黑产对抗之战中。从起抵御初盗号到后来诈骗、红包，他们经历了太多。后来他们直接给自己的一个安全部门取了一个叫“天御”的名字，先后在与东鹏特饮、蒙牛、济宁银行等巨头的合作中施展身手。

李徽民印象深刻的是东鹏特饮“开盖赢红包”活动。流程可以这么看，首先要买一瓶“东鹏特饮”，打开瓶盖用微信扫码获取活动链接；之后，输入瓶身上的批号，摇一摇就能获得红包。

就是这第二步，输入瓶身批号的过程被羊毛党盯上了。

饮料不止一瓶，批号不止一个。羊毛党利用一些手段，随机生成批号，随即输入在兑奖页面，赌命中率，实现媷羊毛。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消费者在扫码输入批号以后，会出现奖品已兑换的原因。腾讯安全部门调取黑产大数据样本查看，发现了这批羊毛党迹象，进行风险判定，拦截了这批羊毛党。

安全风控逻辑，图片来自腾讯安全部门

这套逻辑还挺复杂的，据腾讯方面介绍，他们这一技术依托腾讯安全天御独有的AI 营销风控模型，以及腾讯安全平台部防水墙的底层技术支持，腾讯优码可以在营销活动中提供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安全服务，快速精准识别出黄牛党和羊毛党，避免企业被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以实现营销效果最大化。

很多刷量账号被腾讯安全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分级处理，比如有账号刷量行为会作为无效处理（不计算不显示等），警告，封号（可解封）等。这些账号会被列入腾讯安全内部情报系统统一监测。

这份工作还挺考验人的。

“你做安全，你的人品得很正，你得要有正义感。”李徽民补充道，还要抵得住诱惑。

说这番话时，他坐在腾讯深圳的一栋办公大楼会议室里，眼里泛着泪光。时至今日，李徽民都忘不了八年前的一个场景。2011年的一天，李徽民在腾讯飞亚达大厦电梯间遇到一对母女，母亲50多岁，女儿30多岁。

女儿问李徽民，某某办公室在哪里？

“你有什么事情？”李徽民反问。

“我中了笔记本，我给对方付了3000块钱，来腾讯领奖。”

李徽民一听，母女肯定被骗了。

那时，QQ还处于黄金时期，也是PC的黄金时代，诈骗者经常以腾讯的名义诈骗，一会儿是中了三星笔记本电脑，一会儿是马化腾过生日充Q币送超级会员。

李徽民告诉那对母女，是假的。

她们听到后，有些绝望，不愿相信。李徽花了点时间才跟她们讲清楚，并建议她们去报警。

两人比较瘦小，穿得一般，相互搀扶着，看着走出大厅的那一刻，李徽民觉得很无助，但他更坚定了做安全的信心，“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全部打尽，但我们还是帮了很多人，每天把几百万上千万的诈骗和盗号行为拦截了。”

（考虑到行业特殊性，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我们也对腾讯安全部门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主要案例来自腾讯安全部门，并获得使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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