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与蚂蚁在两天之内，先后在数据与人事管理上完成切割。

7月25日，阿里与蚂蚁集团同意终止《数据共享协议》，此举被认为是回应监管要求。一天之后，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告称拟寻求双重上市，与此同时，新一届合伙人名单出炉，多位蚂蚁高管离开阿里合伙人名单。

其中，2021年合伙人名单中的井贤栋、吴敏芝、曾松柏、赵颖、倪行军、彭翼捷、邵文澜七位蚂蚁管理层离开。而邵晓峰与孙利军原本也是蚂蚁高管，因为职务转到阿里集团，合伙人头衔得以保全，前者由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改任阿里集团资深副总裁，后者由蚂蚁集团副总裁改任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加上退休的王帅与胡晓明，合伙人总计减少了九位。值得一提的是，王帅离职后，市场公关委员会自此空缺，这与大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2010年阿里推出合伙人制度，彼时，包括马云在内的27人组成了名为“湖畔帕特纳”（Paterna）的决策层。过去十余年中，这套制度是阿里增长的“内燃机”。对于内部而言，跻身合伙人，既是组织对其工作成果的肯定，有机会成为接班人，而且还意味着合伙人所执掌的部门变得更重要。

从阿里合伙人的变动，可以看到这家老巨头的深谋与远虑。

新一届阿里合伙人共计29人，是创制以来变动最大、人数第二少的一届。

本届名单没有新面孔，与此对应的是，有15人是从未离开过合伙人名单的老面孔，这确保了阿里在内部管理和业务转向时，保持连贯性。

自2010年以来，阿里合伙人从最初的27人稳步增加到39人，在最初的9年中，鲜有合伙人退出的情况。从2019年开始合伙人数量逐渐回落，且大多以退休方式离开。当年陆兆禧、金建杭、曾鸣退出，蒋凡、蒋江伟、宋洁、樊路远入围。

蒋凡曾是资历最浅、最年轻的阿里合伙人，2020年因为张大奕事件而被褫夺合伙人头衔。这是目前唯一一位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失去合伙人资格的高管。

29位合伙人有明显的梯队划分，包括以马云、蔡崇信为主的6位资历颇深的长老，以张勇为核心的集团高管11人，以及四大板块和其他重点业务负责人12人。

这种阶梯分明的设置，既能让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们指导工作，同时也让集团侧与业务侧产生良性互动，不至于政令触及不到业务。合伙人中不仅有电商、云计算、本地服务三大业务板块的掌舵者，而且不少负责重要BG的二把手也登堂入室。

值得一提的是，张勇为了把中台变薄、强调敏捷性组织，开始推行经营责任制，下放职权到事业群层面，话事人还要负责业务之外的财务、法务、公关等事务。事业群层面的主官即便不是合伙人，也大多是资历较深的老人，张勇这种放权，或多或少是带有“外来户”主政，维持各方均衡的考量。

如今合伙人名单中，阿里云有4人与本地服务有4人，是业务条线中合伙人最多的两大业务板块。这客观上使得阿里云与本地服务板块能够在阿里最重大决策中，握有较大话语权。比如，此前褫夺蒋凡合伙人的决策，便是由当时的合伙人共同投票决定。

电商板块仅有国内数字商业板块2人入局，包括事业群总裁戴珊、事业群副总裁汪海。国外数字商业板块负责人为蒋凡，未能进入名单。

作为阿里核心业务，成员较少，意味着在重大决策时话语权相比阿里云和本地服务板块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该事业群已经进入成熟阶段，重大决策较少。上一个财年，淘特杀入下沉市场，汪海也因功入围。

此外，还有两位其他重点业务线负责人，包括阿里健康董事长兼CEO朱顺炎、阿里文娱事业群总裁樊路远。其中朱顺炎2014年加入阿里，他是目前资历最浅的合伙人，也是近些崭露头角的外部高管之一。

人员变化的同时，阿里还借着切割蚂蚁，调整了合伙人入选资格，删去了阿里集团关联方、或与其存在重大关系的特定公司（如蚂蚁集团）连续任职五年以上便有资格进入合伙人的条款。

在阿里合伙人之上，还有不少于5人，不超过7人的合伙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任期五年，长期合伙人可无选举连任，享有合伙人提名权与管理延迟奖金池的相关部分。新一期委员会包括马云、蔡崇信、彭蕾、张勇、王坚五人，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离开委员会。

自此，合伙人体系自上而下完成了与蚂蚁的切割。

很长一段时间，阿里合伙人新增成员大多作为稳定内部资深成员与拉拢强势外藩的形势出现，这是2019年以前，阿里合伙人三次明显变动的最大特征。

随着业务走向纵深、管理者容易在功高之际缺乏冲劲，所以合伙人团队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以形成有序的管理梯队。于是在2016年，阿里合伙人班子开启了持续4年的年轻化进程。

先是2017财年，晋升两位80后合伙人，分别是蚂蚁CTO胡喜、天猫事业部产品技术研究员吴泽明，曾一度引发外部关注。

此后，又先后晋升了本地生活事业群王磊、天猫总裁蒋凡、阿里云高级研究员蒋江伟三位新人。去年，又晋升了淘特负责人汪海、云智能事业群副总裁陈丽娟、蚂蚁集团副总裁邵文澜三位年轻人。

可是回顾过去三次注入的新鲜血液，两位一度被集团用“领军人物”概括的胡喜与蒋凡，要么因个人原因离职，要么因作风问题而不得不被剔除名单。两位80后高管的不同走向，都让阿里年轻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

上一轮年轻化有如下几个特点，入选者要么打过漂亮仗、要么资历够长，要么是外部吸纳的核心人才。

蒋凡是天猫内容化与移动化转型的关键人物，作为并购而进入阿里的外来户，年富力强。而胡喜是蚂蚁自己培养的人才，从师承关系上看，其师傅是鲁肃（阿里CTO程立），而程立的师傅则是苗人凤（蚂蚁CTO倪行军），集两大技术大咖之精髓，同时又根正苗红。

2020年晋升的四位合伙人中，汪海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拼多多的下沉市场，是电商系合伙人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80后”陈丽娟则是阿里智能生活的重臣。邵文澜也是淘系老兵，随后转入蚂蚁，2020年以来，蚂蚁内部不断围绕合规性进行调整，其负责过保险业务，又是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过去5年，所有晋升合伙人的高管中，仅有蒋凡与胡喜两人入职时间在10年以内。或许是摔过踉跄，阿里合伙人委员会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上述情况，2020年引入的合伙人中，入职时间有明显拉长。

合伙人赋予了成员更大的决策权，给予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不过老兵终会随着时间消逝而老去，因此阿里在选择合伙人时，更倾向于拔擢那些内部培养的人才。

随着互联网巨头并购受限，阿里通过并购方式，引入成熟高管的路径已经很难。最近几年仅有前UC优视高级副总裁朱顺炎一人跻身合伙人队伍，而且UC也是2014年并入，已经过了时间沉淀。

此外，俞永福成功撕掉“太子”标签，通过整合大文娱与本地服务，继而成为继张勇之后，外来户中的头牌。从过去12年的合伙人演变史看，外部引入高管主要来自UC系、线下零售系以及专业门槛较高的领域，例如CFO、首席风险官等。

2019年以来，阿里商业体系面临着重重挑战。

互联网走过野蛮增长的时代，随着监管趋严，合规性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内部人事调整以主动适应新环境。例如发布“申请香港纽约双重主要上市”公告，便受到了美国“审计底稿”争议的影响，从合伙人中剔除蚂蚁系高管则是服膺于监管要求。

业务方面，眼下运营商云逐渐做大，团队正在打一场争夺政企市场的硬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阿里云已经实现盈利，这也是为什么云计算会有多达四人进入合伙人。

疫情冲击着核心电商与本地生活两大业务板块。

一直以来，阿里核心电商体系都面临着众多玩家挑战，从京东到拼多多，再到如今抖音、快手，博弈也从供应链、下沉市场来到内容领域。阿里总会通过组织体系调整，应对外部挑战。去年整合国内B、C两端业务，今年先后强化自营体系，可以预见的是，下半年双11后将会根据业务变化，调整内部组织架构。

此外，阿里B2C事业群总裁刘鹏是外部引入的高管之一，该业务的战略价值能否释放，也是决定其能否进入到未来合伙人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高德、飞猪、本地生活组成生活服务板块可能是接下来阿里的发力点之一，不过相比其他业务板块，本地服务的人事关系盘根错节，且各自为政的情况还未完全改观。

去年，李永和接替王磊负责本地生活，而新的生活服务板块由俞永福全盘负责。这个由“外来户”主导的业务板块，能否从疫情中突围、延伸线上业务将直接影响阿里未来的增长情况。

谁是电商、云计算之后的下个增长点，阿里在等待，合伙人名单也腾出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