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入局

互联网浩浩汤汤成势的时机发端于2013年，那时候，几乎是“人必称颠覆”的时代。之于医疗行业，所颠覆者何？答曰：挂号难、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医疗程序繁琐、医患矛盾严峻。

行业痛点就是市场机遇，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弥补供需缺口，成为各界共识。在此期间，除了政策端和医院端的自主性改革之外，技术赋能被看作是解决长期医疗行业痼疾的关键一步，无数创业者和资本涌入这片市场蓝海，形成了挂号、在线问诊、轻问诊、陪诊、送药、护士上门、专病治疗等多个方向的探索。

很快，人们发现互联网不万能、资本不万能，纯在线模式并不被市场认可，2015年前后，微医、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丁香园开始向线下诊所探索。这一时期，最早的一批互联网医院出现，其中最为积极入场的是企业和民营医院。相对于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在当时的最突出特征是可以开处方。相关统计显示，2014至2017年，互联网医院数量逐年上升。

也就是在2017年，互联网医院迎来政策监管严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指出，此前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设置审批的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办法发布后15日内予以撤销。互联网医院的上半场以刚出生即入寒冬的结果落幕。

第二春，利好政策出台

互联网医院的下半场，在2018年总理指出“互联网+医疗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的基调下由沉寂走向新繁荣。

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首次认可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的存在。同年7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明确了互联网医院的管理办法。8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宣布可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由此形成闭环。

根据新规，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存在形式：一是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二是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具体表现为以实体医院为依托，以在线复诊和常规咨询为主，集问诊、处方、支付及药物配送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知情人士指出，新规一度规定互联网医院仅限公立三甲医院开设，正式文件中这一条款已被删除。这就大大释放了互联网医院的存在形式，诊所、一二级公立医院、民间医院都可以开设互联网医院，互联网企业也可灵活选择实体医院的依托形式，这为其获得互联网医院的准入资质开了绿灯，从而促成了企业主导型、大型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快速发展，公立医院和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可以入驻平台，拓宽了医院接收患者的渠道，也为长期薪酬体系处在瓶颈中的医生群体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新规放松了互联网医院存在形式，但在关键性问题上毫不含糊，在多个环节为医疗安全上了“紧箍咒”。一是根据国际惯例和行业经验，明确首诊不在互联网医院范围内，确保患者安全就诊的同时，也意在贯彻分级诊疗的医改政策。二是要求互联网医院所在地，必须建立省级监管平台，保证准入医院合规合法，诊疗过程全程可追溯，强化医疗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线上线下同等监管标准，确保互联网医院在监管规范下有序进行。据统计，截至去年6月份，已有30个省份建立了监管平台，各地互联网医院须根据所在地区的监管政策规范诊疗行为。

有松有紧的政策下，互联网医院由2018年的100多家猛增到2019年的530家。除了实体医院自身，参与建设的还有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化、医疗流通、科技、保险、医生集团等类企业。

新拐点，国家队进场

对抗疫情，医疗行业首当其冲，对互联网医院的最重要影响是以三甲医院为代表的国家队公立医院的集体入场。

互联网医院一直是企业普遍拥抱的事物，因此才有了近年来丁香园、阿里健康、好大夫在线、平安好医生、微医等机构的持续发展，并在疫情之年迎来了这些品牌的高光时刻——大量新增用户、央视等权威媒体的正面报道、资本行业性大面积融资。12月，京东健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市值即突破3300亿港元，超越了老对手阿里健康，成为国内互联网医疗平台第一股，其旗下京东互联网医院近10家，奏出了民营医院发力互联网医疗的最强音。

在医疗资源普遍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偏远山区，互联网医院受到广泛期待：利用网络的力量与大量处于东部的医生专家、先进医疗机构建立联系，是弥补供需失衡的有效方法。在这方面，宁夏、甘肃、海南、山东等最为积极。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其在发展互联网医院方面动力不足。对于三甲医院，医院线下已经处于高负荷状态，优质医生分身乏术，没有精力和动力再去线上试水。况且，优质稀缺的线下诊疗场景才是其医疗优势所在。对于一二级公立医院来说，自建互联网诊疗平台成本巨大，且不一定产生预期效果。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生群体来说，公立医院的线上诊疗收入远低于平台型机构的收入，且往往要占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吃力不讨好。

疫情让公立医院向互联网医院发展的进程加快了。业内人士指出，国家队进场，首先在于非常卫生条件下的需求驱动。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直接推动和刺激了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这一时期，不仅在互联网医院的审批速度和数量上大开绿灯，且鼓励网上完成所有诊疗流程，可以医保支付。北京协和医院等许多尚没有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但已具备条件的医院普遍开启了线上诊疗模式。据蛋壳研究院观察，疫情期间医疗行业经历了紧急驰援期（2月-3月上旬）、医保完善期（2月下旬-3月）、常态发展期（3月下旬起）三个阶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有关人员指出，全国已经有900家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协作网覆盖所有的地级市2.4万余家医疗机构，55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可以提供线上服务。观察人士评论，互联网医院或是撬动、激励传统各大医院整合资源、提高诊疗效力、缓解行业发展痼疾的突破点。

更近的链接

经此一疫，过去的医疗格局一去不返。

重大卫生事件影响、政策鼓励、长期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以及大众互联网习惯养成之下，很多医院已经具备了互联网医院的运行能力并走向落实。基于此，本刊此次推出《互联网医院百强榜单》遴选依据，没有完全按照2018年政策意义上的“互联网医院”定义标准进行，更多是重实质、轻“形式”，主要以优质医生团队为核心的医疗服务产出的便捷有效判断互联网医院发展水平。

公立医院普遍开展互联网医院业务是众望所归，激励政策逐渐走向完善，院长们普遍受到了这一新的运营模式启发，大众越来越希望有效利用互联网方式获得方便、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一些民营医院在这一方面的显著成绩为行业树立了标杆，新一代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视联网）正随着新基建全面展开。此外，疫情的刺激充分暴露了我国医疗系统的短板，将更有助于各方面进一步推动医疗改革，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水平。

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持续走向深入。在这期间，竞争、整合不可避免，但就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医院自身特点看，明确定位，各发挥所长，或许是未来互联网医院的一种路向：三甲医院可将大量不需要线下进行的复诊、检查、健康管理、处方等环节搬至线上，集中精力处理疑难杂病，真正发挥三甲医院的医疗优势；一二级医院可通过平台型机构开设互联网医院，提升服务水平，获得更多诊疗患者的机会；城市、东部医疗资源发达地区的医疗机构向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地区赋能；平台型机构充分发挥流量优势和互联网思维优势，向C端和B端用户提供灵活、个性化的服务；优质团队和机构，可以利用互联网用户评价体系、互联网商业思维，打造专业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品牌；IT企业充分考虑医疗行业需求，为医院信息化、智慧化赋能，持续推动医疗效率和效果。

尽管互联网医院是大势所趋，但做好互联网医院并不容易。过去的“互联网+医疗”发展史已经说明，颠覆的理想是美好的，道路则是曲折的。有主任医师曾发文指出，线上的商业模式和线下的商业模式完全不是一回事，线上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医患之间的连接方式、沟通方式和诊疗方式完全不一样。从传统到互联，需要各个流程和体系的重构。

也有观点认为，医院有“三高”，即高技术、高风险和高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专业、多学科、多团队以及多个环节。就此而言，互联网医院的进化史也许才只走出来第一步。

经验告诉我们，互联网技术的良好应用需完善的制度跟进，注重公益性和收益性的同步并举、效率和公平的适度平衡，或是医疗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之道。

结语

冯唐在2018年的《如果我是中国医院院长》演讲中指出，“如果我真是院长，我会积极拥抱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即使在现在的体制机制下，不必动任何人的奶酪，这些IT相关的技术还是能够让病人、医生、甚至社保更加满意，世界更加美好”，而“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医疗从来就不是也不该是一个单纯的只是追逐利益的生意”。

医药行业自身的健康，更需要有使命感、大智慧的勇者和智者守护。

医院事业很光荣，医疗的一小步，就是很多人生活质量的一大步，在医疗进步的道路上，应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