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在事业上也玩得风生水起，早年玩IT，年纪轻轻即已实现财务自由，现在玩垃圾回收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面前这台智能回收机“也很好玩”。 　　点击触摸屏上的“投瓶”按钮，阀门打开，投入饮料瓶，显示返利金额，可选择为公交卡、手机充值或捐款。我输入手机号码，5秒之内收到成功充值0.1元的短信。 　　这是盈创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发的“智能化固废回收整体运营解决方案”回收机，可以收集瓶子的生产时间、品牌、型号、去向等数据。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的智能回收机见于北京地铁、机场、学校等公众场所，为企业提高了不少知名度，常涛的理想是用它“颠覆回收业”。常涛设计了一个递进的业务发展模式：做回收机业务，让人们可以在回收机上卖废饮料瓶、废纸、旧智能手机、旧电池、旧节能灯……；上线O2O业务，规范10万一线收废品者，让人们可以在网上下单卖废品；第三是创立一个可再生品品牌，用可再生品做成纯再生品商品出售。 　　盈创用什么撬动这个沿袭数十年的行业？它凭什么调动用户积极性并取得一线回收者的信任？“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的互联网思维在如此传统的垃圾回收行业玩得转吗？ 　　盈创副总经理刘学颂告诉记者，盈创目前已在北京铺设了1000台左右智能回收机，公司内部测算，每1000台回收机可以让回收成本降低10%左右。刘学颂打开手机给我看盈创的信息化平台：3月4日，盈创回收饮料瓶数量共350万个，当天有224人投瓶后直接捐掉了，有3394人给一卡通或手机充值，有317个新条码，即新出现的饮料，机器24小时内可自动学习并自动识别。 　　投入回收机的空瓶子，最终会回到盈创工厂，经过预洗，自动分类、金属检测及人工分拣之后，再经过干湿粉碎，用生物清洗剂深层清洗，深度净化等专业工序，制成聚脂片。这些切片被送往各大饮料工厂制成瓶坯，生成瓶子，完成无害清洁化处理。 　　从时尚达人到垃圾大户 　　其实，盈创做智能回收机的初衷并非实现环保目标这般“高大上”。四年前，时尚达人刘学颂“沦落”为跟一线拾荒者抢垃圾时，他们急需解决的是原料短缺问题。 　　刘学颂曾就职于日本知名的时尚企业，10年前频频被时尚杂志采访。后因机缘巧合，加入盈创。当时公司只有两个高管，另一位高管杨光泽做传统建材起家，必须在一线管理生产制造。因此，热情满满、打算投入品牌宣传工作的刘学颂被推到一线回收垃圾。 　　“那时真是要疯了！”刘学颂告诉记者，“对所有回收企业来说，货源短缺都是痛点。”由于盈创将空瓶回收后，会进行很多零排放、零粉尘的环保处理，处理成本比别人高，所以空瓶回收的价格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盈创的设计产能是5万吨，一年的回收量仅有2万多吨。机器启动需要用氮气达到280度高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因原料短缺，盈创一次停机损失10万以上。 　　刘学颂曾经秘密约谈几个大户，试图用稍高的价格培养几个大供应商。没想到，“密谈”第二天一早，所有供货商都给她打电话要求涨价。原来这些供应商全是河南人，且几乎全都沾亲带故。后来，她找了一个湖南的供货商，没想到同样被所有河南供货商问责，因为这个供货商的老婆是河南人。 　　那是个冬天，货源比夏天更为紧张。刘学颂感觉“实在干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同学常涛。 　　解决饮料瓶货源短缺问题：智能回收机横空出世 　　常涛是个IT老兵。这位北邮的毕业生曾被分配到世界500强普天做软件开发，这也是常涛唯一一次打工经历。2003年后，常涛开始创业，成立了软件企业烽火志城，年销售额达一亿左右，两年后被大唐电信收购。此后，他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不仅仅做服务运营商的产品，而且做服务老百姓的快消类产品”，如摄像头、电子书。 　　2012年，常涛和中欧商学院的校友发起成立了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任执行会长之一。常涛投资的多为TMT和互联网等“高端”行业。 　　刘学颂的痛苦却让常涛兴奋不已。常涛调查发现，北京的废品回收几乎全部是个人行为，没有企业涉足。“行业粗放，没有巨头和成型模式，这种草莽状态背后蕴含大机会，我很喜欢。”常涛说，这行的逻辑是一定要先有渠道才有工厂。 　　有过多年国外生活经历的常涛借鉴了国外的饮料回收机模式。然而，中国和国外的回收生态完全不同：发达国家的废品免费获取，仅靠再生品即可盈利，塑料瓶、玻璃瓶等被回收后会自动分类，投瓶人会得到打折券、积分等奖励，返还的优惠券、打折卡不会给回收企业增加成本。而在中国，饮料瓶要花钱买，积分换不到老百姓的积极性，所以要有充值和返利的模式。为提高消费者积极性，上线不久的智能回收机收购价格比社区高，如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小区五六分钱一个，回收机的回收价是一毛。初期，成本昂贵的智能回收机一天收的塑料瓶甚至还没有一个私人收的多，瓶子本身的利润仅够物流成本。 　　可那又怎样？互联网思维本来就是要“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 　　盈创试图靠组合营销实现盈利，即环保理念加百姓使用。去年，盈创智能回收机投放市场不到一年，有400万人次使用。“这很像互联网的点击量，点击量高网站就有价值。智能机的用户量相当于网站400万的点击量，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传递很多信息，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常涛说。 　　不难发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两侧现有怡宝的形象广告。怡宝作为饮料企业和饮料瓶回收业务相关，且怡宝一直在打造公益形象，和回收机的环保理念契合。盈创还会和饮料公司合作搞活动，如投瓶者喝一瓶怡宝矿泉水，公司给贫困地区捐一瓶水等。 　　“现在广告收入占70%，活动收入占30%，饮料瓶本身不盈利。”常涛的下一步计划是卖大数据。他希望，盈创收集的大数据可以直接为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比如，哪些品牌的饮料最畅销、哪些品牌的饮料最受哪类人群欢迎、什么时间是饮料的销售旺季等，企业皆可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生产销售方面的决策。“这种方式提供的价值要远高于废瓶子提供的价值。”常涛说，而通过充值，微信互动，盈创慢慢会完善消费者的手机号、微信号、年龄、性别、职业等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企业做精准营销。 　　“渠道为王”，是共识。然而，智能回收机只能解决饮料瓶回收，其它生活垃圾如何进入盈创的渠道？ 　　解决渠道难题：家家户户卖废品 　　张阿姨打开手机上的废品回收APP，下单，30分钟内废品回收者必须上门服务，持健康证，统一着装，统一话术，进门穿鞋套……工作人员扫描用户的二维码，卖废品所得收入由此进入张阿姨的微信零钱包。像淘宝一样，回收人员若得了差评，业绩便会受影响。 　　这是常涛设想的一个月后的一幕。他计划5月底上线一个互联网产品，并同时在微信和APP上投放，藉此实现上门回收O2O。 　　可如何整合10万一线回收大军？在O2O概念大热之前，常涛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14年，常涛通过同学介绍，找到顺丰北京公司一个副总，参观了顺丰的系统。“很多人不以为顺丰是O2O，但你发现没有？顺丰和滴滴打车很像，唯一区别是百姓没在手机终端用，而只是打电话叫快递。”常涛说，顺丰的效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IT系统。 　　通过IT系统整合渠道是最简单的，这就好办了，IT是常涛的老行当。常涛把自己的逻辑称为“反向物流系统”：顺丰把工厂的东西送到千家万户，我是把千家万户的东西送到工厂，异曲同工！ 　　废品回收行业数十年如一日，除了老幼更迭，几乎无甚变化。北京有20万人从事这个行业，其中河南固始县人占70%。一线收废品有10万人，其他人做分拣等工作，他们每年为北京运出800万吨废品。这个表面松散的组织其实联系紧密，沾亲带故，有问题找前辈，运转方式类似于旧社会的行会。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是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 　　常涛希望保留行业的特殊性，他不会雇佣更多员工与一线回收者“抢饭碗”，而是把个体垃圾回收者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每个人仍然负责原有的线下区域。这不仅不需要公司支付薪水，反而可帮助垃圾回收者借助盈创平台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回收业务。用常涛自己的话来说，和这批草莽大军合作，他做的“只是加上一套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然而废品买卖毕竟不似收发快递、乘坐出租车一样频繁，在消费者的生活中也不似后者不可或缺。如何提高回收者和百姓的积极性？ 　　对于一线回收者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更高的收入。盈创压缩了中间环节，把压缩节省的费用补贴给一线回收者。“对于每天收购数十万个瓶子的人来说，一个瓶子多给一分钱，总收入上都会很可观。”有垃圾回收者告诉我。类似于滴滴打车的做法，常涛还计划在上APP初期给回收者一些补贴奖励。 　　而用户端，刘学颂说，他们在意的不是废品卖了多少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用情怀和活动。一方面通过智能回收机等平台让大家熟悉盈创；另一方面，通过互动活动，如凭积分兑换由回收品做成的礼物，提升年轻人的参与感。 　　O2O的成败取决于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但在初期阶段，回收人员这群特殊群体的体验才最重要。沿袭六七十年，一线人员已经形成非常固定的工作习惯，他们愿意被“革命”吗？ 　　聂小鹏是河南固始人，2005年中学毕业即加入一线废品回收者行列。他的父母、岳父母、老婆、堂兄弟等亲戚朋友在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有数十人。他回忆称，十年前入行时，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能卖一毛五，而今只能卖六分钱，一个瓶子最多能挣一分钱。此外，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家族式、无组织，再有钱也无法解决买房、孩子上学等问题；低毛利、地牌意识、不受尊重、极其辛苦…… 　　不久前，聂小鹏和几个老乡一起被盈创“收编”，负责为“O2O收废品”做市场调查和招兵买马。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大多数同行比较年轻，20-40岁，很多人都会用微信，尤其是和他一样的第三代回收者。 　　老乡们也有顾虑，担心盈创影响自己世代的饭碗，但“常总答应价格会比其他人给的高一些”让他们稍感心安。目前，盈创已和1万名一线回收者建立合作，培训工作也在迅速推进。 　　针对特殊的使用群体，技术系统更加接地气。盈创软件业务总监于忠涛告诉记者，去年7月他已做出一版APP，但试用时发现自己忽视了回收人员的接受水平，很多酷炫的功能无法使用。常涛要求必须便捷、简易。今年新开发的版本两三步即可完成操作。如谁来接单，系统会根据回收人员的活动范围自动匹配，系统也设置了很多自动跳转功能，让使用更加简单。 　　常涛的规划是，当管理日益完善，合作人员的素质逐渐提升后，他们的定位将不是废品回收者，而是社区服务者。“我可以让你做更多，比如买袋大米送到某家，像社区001一样完成最后一公里。赚更多更体面的钱。” 　　野心勃勃的常涛希望藉此解决政府、企业、废品回收者、客户四方的痛点。对于政府来说，让废品进入有资质的企业，安全回收，不造成二次污染；对企业来说，解决原料不够的问题；对于废品回收者来说，让卖废品的人想找他们时就能找到他们，同时提高社会地位；对于卖废品的人来说，规范、速度快，实现全品类回收。 　　“回收领域该有百亿企业” 　　常涛说，智能回收机一来为盈创提高了知名度，二能赚钱，三积累了很多技术能力。去年上线虽不到一年，已有上千万的销售额，几百万的利润。回收机为盈创在行业中确立了地位和知名度，北京每天大概有1000万人能看到这个机器并得知盈创。在此基础上，O2O业务得到市场预热，买卖双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整合资源，控制所有再生品渠道之后，做产品是常涛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世界上的潮流皆如此，所有的回收公司最终都会做产品。盈创与日本设计师合作，正在设计几款爆品，以再生产品为原料，既有意义，实现闭环，又能调动用户的互动热情，还可成为企业的部分盈利来源。 　　去年以来，和常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回收行业的机遇，他们正在改变这个行业的个人经营状态。如爱回收、回收宝、再生活等，很多企业都在做智能手机回收业务。与盈创不同的是，他们的一线人员是公司内部人员，回收范围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产品上。 　　常涛也要上智能手机回收机项目。全国废旧手机每年有1亿部，这是高附加值产品，在交易中有足够利润支撑。在盈创计划中，回收的旧手机还是不会自己加工，而是交给深圳的翻新厂。与其它企业不同的是，盈创要解决的是全品类回收问题，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现有一线人群，实现快速、全品类、安全处理。“这也是从商业角度考虑的，低附加值的必须做全品类，边际成本更少，否则无法盈利。”常涛说。 　　“国外过百亿的回收公司一大堆，国内一定会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出现。”常涛曾经到过欧洲第三大可再生资源回收公司VGG，虽处回收行业，但该公司业务仍能做到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是荷兰最大的再生纸和再生玻璃的供应商，客户覆盖200万个家庭，8万家企业，有员工8000名左右，2000辆车。2013年，该公司产值高达100亿欧元。巧合的是，VGG也是以垃圾回收起家的。 　　今年年底，盈创预计要铺设3500台智能回收机。为此，常涛把公司一半的人力用在生产研发上，共有50多人，其中软硬件各20多人。“硬件会朝回收种类越来越多走，软件会朝O2O、大数据走，回收机平台是他们的交集。”常涛说，另外有二三十人负责回收机的铺设，其余人负责策划销售。 　　未来三到五年，常涛计划在其它城市复制北京的智能回收机和O2O业务，这需要大量资金。去年1月，盈创融了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今年年初基本完成A轮投资。